魏晋时期,两汉经学逐渐没落。《老子》、《庄子》和《周易》(合称“三玄”)起而代之,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有无”、“本末”、“体用”、“自然名教”等范畴由此进入人们的讨论,并且成为当时哲学界的核心概念。作为魏晋玄学的开创者,王弼正是通过分析上述范畴,并对“本末”关系进行深入阐释来构建其哲学体系的。王弼并非探讨“本末”问题的第一人,但他联系“无有”、“母子”、“一多”、“体用”和“静动”等范畴,深刻论述“本末”范畴的涵义,这在哲学史上实属首创。王弼认为:“本”与“末”、“无”与“有”、“母”与“子”、“一”与“多”、“体”与“用”、“静”与“动”,每对范畴均分处两个层面,但同时又不离不弃。他的本体论哲学致力于探讨这种复杂关系。从“以无为本”、“以有为末”、“崇本”、“贵无”出发,继而进到“举末”、“统末”的境界。王弼的本体论思想,因此达到了当时哲学理论的最高峰。具体言之,王弼是通过辨析“崇本息末”、“崇本举末”和“举本统末”这三个命题的关系,展开他的“本末”观的。他认为“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的内涵并无根本矛盾。“崇本举末”亦否定有为、造作的“末”,但它一定要在“大本”主持下,确立符合于“无本”要求的“末”(“举末”)。“崇本举末”和“举本统末”蕴含的深意是:本与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王弼对“本末”之间关系的深层看法。“崇本举末”论是王弼经过“从有(末)到无(本),再从无(本)到有(末)”的双向转化,层层递进上升之后提出来的。它与王弼对“明于本数,系于末度”的深刻理解是分不开的。此外,能提出这一命题也是王弼比何晏更加高明的表现。何晏仅停留在“以无为本”的层次上,孤悬一个抽象“无”本体,空疏贫乏,而不能进一步阐明“无”与实际生活的联系。而王弼则能够在抽象(无)与具体(有)之间架设一座桥梁。“崇本举末”还可作为哲学方法使用,这是王弼的另一高明之处。他用“崇本举末”法来解读《老子》和《周易》,先把握这两种文本的根本义理和精神,然后以简御繁,以一统众地来理解具体文本的含义。只有如此,对文本的理解才不会走向偏颇,使得本末倒置。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崇本举末”论可以用来化解“自然”与“名教”之间的矛盾,并进而构建一种全新的治国方略。王弼认为“名教”是“朴”散的结果;而“朴”即“道”,“道”乃“自然”。因此,如果离开“自然”这个“大本”的统摄,而任由仁义礼法各行其是,社会混乱将不可避免。显然,他主张按照自然本性去参与社会生活,“物无所尚,志无所营,只用其诚”。关于治国方略,“崇本举末”论主张在“自然无为”的关照下,实现“有为”之治,以建立起和谐的政治秩序。这种“无为而无不为”的治世理念,正是王弼政治方略的核心内容。王弼提出“崇本举末”论,另一深层目的是调和儒道两家的对立关系,实现儒道合流。这一点表现在:以“崇本举末”方法解释儒道两家的经典《周易》和《老子》,说明两家的理论体系具有相同的特征——“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合理安顿自然(道家尚“自然”)与名教(儒家重视礼乐等“名教”)的关系;说明孔子和老子都具有“明体达用”、“有无、本末不离”的最高人格:协调道家的“无为而治”与儒家的“有为而治”,在融合两家政治理论的长处基础上提出新的政治方略——“无为而无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