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跨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的衰落，跨国并购成为外资进入中国的主要途径。但是，由于监管体制的缺失，中国的跨国并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而美国和日本的监管历史悠久，一个极端地自由化，另一个则是相当保守，但二者又都在向中间路线靠拢，其监管框架和改革方向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美日采取这种监管模式是有其经济基础和历史必然性的。对于美国而言，其货币足够强势且美国是主要的资本输出国，因此美国政府是投资自由化的极力推动者；而对于日本，一方面由于其民族排外传统，另一方面由于其泛滥的货币，导致日本对外资一向抱有敌意。因此，这两个国家分别从最极端的两种立法理念出发，为跨国投资设立了从反垄断、反寡头到持股比例、市场准入等方面的外资监管措施。 传统上，美国是秉持投资自由化的国家。因此，美国在立法上并没有区分跨国并购和境内并购。在监管措施上，美国将此二者一视同仁，对内外资并购统一采取包括反垄断审查、证券监管、公司治理监管等国内法律常用的监管手段。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两次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开始转变这种态度。这种转变在2007-2008年达到了顶峰，以FINSA为代表的新监管体制表明，美国立法者开始放弃固有的投资自由化态度，转向对外资严密监控，整个监管环境急剧“向右转”，甚至使用了看似不合理的披露制度来针对敏感的跨国并购。同时，美国一改往日坚持要求透明度的立场，在新的监管体系中采用完全不透明的决策方式，这是其跨国投资法制的一个重大变化。 而日本则与此完全相反。日本在传统上是排斥外国资本的，一直以来视跨国并购为洪水猛兽。但是，随着其加入OECD，在美国和欧洲的压力下开始了“挤牙膏”式的开放。其开放策略是，先将本国的成熟产业予以开放，而对幼稚产业予以保护，当幼稚产业发展壮大到一定程度后，随即开放这些产业，以外资带来的竞争压力促进市场的优胜劣汰，从而进一步优化市场配置，促进本国产业的健康发展。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和经济危机的波及，日本开始修订其外资监管法制，进一步加大了开放力度。其改革策略是，将产业目录尽量细化，对每一类、每一种产业，甚至是每个产业的每一环详细规定准入限制条件和持股比例，并建立较为完善的反垄断体制，以此吸引更多的投资进入日本。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两国的监管经验，即：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两国都各自开始了监管制度改革，其改革方向惊人一致，即有步骤、分类别的对跨国并购进行监管。其监管的主要内容是反垄断审查、公司证券方面的监督以及对外国投资的特别监管，采取的方式都是审批制，要求TM&A当事人进行申报（filing）。不同的是，日本对于某些特定交易采取事后申报的方式。对于不实申报或申报缺失，两国都规定主管机关可以采取民事处罚的措施，但相较之下，日本则更为严厉，其法律规定可以对责任人处以人身自由刑。 而中国的监管制度相对落后，缺乏相应的立法，对于跨国监管主要依靠行政命令进行调节，且政出多门，行政规范性文件“满天飞”，令人不知所措，而且部分规则不但没有管住外资、辅助民族企业，还把国内民营企业的融资之路掐断。同时，新出台的《反垄断法》过于笼统，没有任何可操作性，并且缺乏最重要的“国家安全”审查，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的跨国并购监管体系做全面梳理，以期彻底改革。而改革方向，则应以美日的经验教训为参考。一方面，我们应该坚定不移的走改革开放的道路，不能因为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就倒退到改革开放以前，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崇洋媚外完全西化。事实上，美日其实正在向中国的监管策略靠拢，即分步骤、按比例的对市场进行开放，在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提下，加强对外资的引导和监管，用制度来保证其行为符合我国的经济需求和发展目标，做到有效的吸引，严格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