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核协议》是奥巴马总统任期的一项重要政治遗产,表明他积极致力于解决伊朗核问题并有改善美伊关系的可能。然而继任的特朗普总统在上任之初就宣称要对这一协议进行重新谈判,甚至威胁退出该协议。在2018年5月,特朗普最终确定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特朗普对于该协议的决策与奥巴马大相径庭,重新对伊朗进行施压,也令美伊关系再次降入冰点。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国际上的谈判和国内政治行为体的博弈是如何促成美国对该协议做出两次不同的决策的?美国为什么会对伊朗和《伊朗核协议》采取不同的立场?本文优化了双层博弈理论,用以分析奥巴马和特朗普对于《伊朗核协议》的不同政策。得出国际上的谈判和国内政治行为体分别在这两次政策上起到不同作用的结论。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国际层面上,美国在伊核协议的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奥巴马强调美国在防止核扩散议题上的国际领导力,并指出伊核协议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能够解决伊朗核威胁,并和其他谈判国达成共识,扩大了利益集合的重叠范围。其次在国内层面,该协议受到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和利益集团AIPAC的强烈反对,奥巴马转而寻求民主党议员的支持,并对国会做出妥协。最后奥巴马运用了“重新定义问题”的策略,来增大协议通过的概率。在特朗普政府期间,国际层面上,美国是促使自身退出《伊朗核协议》的最大原因。特朗普多次提出重新谈判和对伊朗重新施加制裁的要求,这与其他主要谈判者的观念相悖。由于在国际谈判中与其他谈判者的偏好不能达成一致,美国威胁要退出该协议。国内层面上,特朗普政府与国会多数党和利益集团AIPAC的偏好一致,一致支持退出协议。最后,由于特朗普意图退出,因此没有积极使用谈判策略,而是消极退出该协议。本文的贡献在于,弥补了前人研究中没有注意到国际层面和国内层面相互联系的漏洞,希望能为双层博弈理论研究做出贡献,并且能够为美国对伊朗和伊核协议的政策研究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