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危机始于上个世纪60-70年代。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对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认识论上看,后现代主义将社会学的科学属性批判得一无是处；从本体论上看,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使得当代社会结构和现实生活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此外,物理学的一些新动向使得社会科学原初设想——“社会物理学”范式遭到了重创。种种原因使得“社会”范畴有瓦解之势,社会学的合法性也岌岌可危,社会学面临着总体性的危机。社会学的总体性危机并不是突然出现,而是由自社会学创立伊始就出现的秩序的不懈追求和社会变迁下不确定性的矛盾。经典思想家对社会的理解无一不是充满着矛盾与暧昧,涂尔干强调社会事实的物化和超灵性的社会观,利用社会团结强调了秩序的重要性,却因社会的复杂性又赞同社会表象的研究。韦伯从社会的不确定性入手,努力将个人行动进行抽象的理解,却又抛出“理想类型”上升到一种确定研究的范式。马克思虽然从社会关系入手,但是其理论过分宣扬了由社会不确定性而产生的冲突关系而忽略了社会规范的整合。帕森斯的理论则充斥着社会系统的整合努力,特别强调了社会的稳定性而忽视了社会冲突。此外,舒茨、加芬克尔等人均在社会秩序的重建上做过努力,但是均由于内部理论的痼疚和时代的局限而最终产生无法弥合的矛盾。社会学的不确定性存在使得西方社会学理论界针对“社会”的陈旧概念展开了大讨论和大批判,新时代的思想家们并不再以秩序作为毕生的理论追求,而通过展现社会的不确定性与秩序之间的暖昧关系,力图对社会学理论进行新的综合。这其中以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贝克的世界主义、图海纳的行动者理论、鲍曼的个体化理论为代表,对之前社会学所忽略的不确定命题进行深度发掘,预示着“新社会学理论”将统和秩序-不确定性之间的分裂以及社会-个人、行动-结构、整体-个体之间的种种二元对立为重建社会的己任。由于社会本体的另一面(不确定性)已经被不断讨论,此时的社会学已然不再是线性的“社会物理学”或者“社会生物学”,而是以不确定性为探讨对象和研究主旨的“后社会学”,即新社会学。新社会学既不以权力规训其他旧知识、旧范式作为彰显其科学性的表征,也不以虚无主义的科学观强调知识的不稳定性而反对可知论,因此科学理论的“返魅”是后社会学的标志。后社会学知识主要表现为以下为几点：一、注重多元性,反对单一性,注重每个社会主体的社会想象和知识体验；二、反对线性的知识发展观,要求非线性的发展观——每一种知识经由充分互动才得以明晰；三、反对研究主体对社会学知识的垄断,增强研究主体入世取向,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共同参与研究行动,构筑起知识共同体才能推动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由此产生的后社会学仍然是一门科学,但并非科学主义下的科学,这样的社会学呼唤新型的“实践”观点,社会学命题经由综合结构化与个体化、世界主义与行动复归之后形成的对社会的反思性新认识和新体验,是社会学知识由权力向科学转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后社会本体得以存在的奠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