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文化因素的复杂性和不易把握性,正统经济学多将文化因素看作是经济的外生不变因素。随着经济理论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新制度经济学派提出了“非正式约束”一词,并将其看作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内生变量。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与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翼,两者是共生互动的关系。　　父家长制从最初意义看,是一种伦理性家庭、家族的组织结构,后来由于治国安邦的需要而发展成为国家的组织形态的表现形式。由于其历史悠久、势力强大,已经浸透了整个社会,它已是一种政治文化和精神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父家长制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社会组织的核心精神。父家长制的主要特征是君权、父权、夫权,它在中国根深蒂固,造成了中国政治文化观的两种取向:一极是权势者的专制性价值取向;另一极是民众的臣服性价值取向。　　父家长制作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时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消极方面来看,一方面,父家长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相矛盾,如:臣服性人格、等级特权与自主平等竞争的对立,“人治”与“法治”的对立,因循守旧与科技创新的对立等等;另一方面,父家长制对家族企业的管理也有一定消极影响,如:在企业中实行家长制,人情代替制度,具体产权不明晰等等。从积极方面来看,父家长制又在一定层面上促成了家族企业运行的高效率和低成本;在自上而下的改革过程中,父家长制也大大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和摩擦成本。　　文化对于经济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不能因此就断定文化决定着经济的发展。事实上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有很多,文化只是其中的因素之一,而且文化只通过特定的路径来对经济产生影响。用文化因素来解释经济存在着一定的限度。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有限性告诉我们,家长制乃至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也是有限度的,企图完全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来判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败得失是不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