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体系可以有效为小微企业、贫困人口等金融体系中的边缘群体提供价格合理、方便获取的金融服务，尤其是在深度贫困地区，发展普惠金融能够有效解决金融排斥问题，以及小微企业和农村贫困人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促进居民增收，缩小收入差距，为解决贫困问题提供金融支持。本文以深度贫困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为研究出发点，采用相关地区统计年鉴及相关部门统计数据，使用普惠金融包容性指数法对深度贫困地区普惠金融水平进行测度，并评价深度贫困地区所涉不同地区普惠金融水平的区域差异；通过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对各影响因素对深度贫困地区普惠金融水平指数的作用进行估计，同时，对经济发展水平对普惠金融水平指数作用过程中金融需求的中介效应进行机制检验，并进一步将主要影响因素对不同地区普惠金融水平指数影响的异质性纳入异质性分析之中。
　　第一，深度贫困地区普惠金融呈现出地理排斥、价格排斥、条件排斥和营销排斥严重以及供给难以满足需求等问题，基于普惠金融的渗透、使用以及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普惠金融渗透性、使用性、效用性和承受性4个维度，测度深度贫困地区及所涉地州市普惠金融水平指数，并比较空间差异。研究发现，深度贫困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差，在普惠金融渗透性、使用性、效用性和承受性维度均存在较大短板，尤其是在反映金融深度和金融广度的使用性及效用性维度，表现为对小微企业和农业产业的金融支持不足，产生了严重的金融排斥问题，同时，金融机构经营的可持续性也面临困境；在空间上，不同地州市及南北方差异较大，南方地区普惠金融水平使用性、效用性及承受性均好于北方地区。
　　第二，从政策环境、宏观经济环境及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等角度构建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选取政府政策、经济发展水平、交通设施、互联网发展水平等影响因素，估计主要影响因素对深度贫困地区普惠金融水平指数的作用。研究发现，政府政策、经济发展水平、交通设施、互联网发展水平与深度贫困地区普惠金融水平指数呈显著正相关。
　　第三，以金融“需求遵从”理论为出发点，从金融需求的视角，对经济发展对普惠金融水平指数影响过程中金融需求的中介效应进行机制检验；同时，分析不同地区普惠金融水平指数差异的原因，对主要影响因素对不同地区普惠金融水平指数影响的异质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金融需求在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普惠金融水平指数的过程中具有完全中介效应，即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引致各经济主体金融需求增长，金融需求的增长又要求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提供相适应的供给，从需求侧拉动普惠金融发展；(2)政府政策对不同省份的普惠金融发展起到的作用并不完全一致，经济发展水平能够显著推动青藏地区和西北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同时，相较于北方地区，交通设施能够显著地提高南方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