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信任是政治合法性和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基础,关乎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测量民众的政治信任水平可反映出政治体系的合法程度和稳定程度,学术界关于政治信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水平测量和起源分析,衍生出制度主义和文化主义两种研究路径。目前两种研究路径的相对独立,忽视了二者的互补性,制度主义变量与文化主义变量是否共同作用于政治信任值得验证。冷战以来,宗教与政治的结合,使得宗教文化跨越国家和民族界限成为政治体系的重要影响因素。东南亚宗教文化浓厚,呈现出以宗教文化为主流文化的特征,因此以宗教文化为主流的文化与东南亚民众政治信任的关系值得研究。同时,宗教文化之间的显著差异是否显著影响于民众的政治信任水平也值得验证,因此对民众政治信任的跨文化比较,了解不同文化背景民众的政治信任度,对于预判政治稳定性和防范宗教风险具有相应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东南亚民众政治信任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首先,东南亚民众的政治信任较为乐观,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并非铁板一块,存在着“央弱地强”和“弥散性高特定性低”的双重差序政治信任格局;其次,政治信任的稳定性不高,易受社会事件和思想风潮而出现波动;最后,新世纪以来政治信任的变化趋势显示东南亚民众的政治信任由初期的较大波动逐渐趋向平稳。东南亚各政治组织信任度的推断性统计结果显示,在控制人口特征变量和以国家经济水平、政府满意度、民主制度满意度为代表的制度主义变量下,文化主义变量同样为政治信任的显著性影响因素,即以社会信任、政治威权价值观代表的文化主义变量与制度主义变量共同作用于东南亚民众的政治信任,但制度主义变量的影响效度更大,是东南亚民众政治信任的主要来源。本文最为重要的发现是,以宗教文化为特征的主流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主义变量显著影响于东南亚民众的政治信任,且不同文化背景民众的政治信任度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在总体层面,东南亚伊斯兰教文化民众的政治信任度最高,佛教文化民众次之,基督教文化民众的政治信任度相对最低。在政治组织层面,民众对立法机关与政党组织的信任度中,伊斯兰文化民众最高,其次为佛教文化民众,基督教文化民众相对最低;民众对中央政府和军队的信任度中,伊斯兰教文化民众最高,其次为佛教文化民众,基督教文化民众相对最低;民众对地方政府和法院的信任度中,伊斯兰教文化民众显著高于佛教文化民众和基督教文化民众,佛教文化民众与基督教文化民众之间无显著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