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适应选择论由胡庚申于2001年提出，以其同名专著为代表作(2004),为业已繁荣的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宏观理论框架，对“译者为中心”进行了原创性探索。笔者认为，翻译过程是译者的适应性选择。圣经是人类历史上翻译语种最多、译本最多、影响最大的一部书，而圣经汉译也有着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从唐朝景教的译经片段，到清末新教传教士的圣经全译本，各个阶段的传教士不断地适应圣经汉译的复杂生态环境，对圣经翻译的策略和译文语言进行选择。传教士受各阶段西方基督教传播状况和教会宣教、译经策略的制约，同时又尽量避免犹太基督文化与中国哲学的冲突，寻找最佳汉语表达。他们中很多人研习中国哲学典籍，从中吸收中国哲学语汇用于翻译，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中国读者明白圣经。传教士译者的这种译经准备过程就包含了译者主动选择和化用中国本土文化的努力。1919年出版的汉语圣经“和合本”是传教士译经最后及最伟大的译本。本文作者首先通过对圣经汉译史做纵向分析，指出“和合本”的成功在于译者对各阶段传教士适应选择成功经验的传承。这种传承集中表现为其对各译本化用先秦哲学语汇的总结。进而，作者通过横向对比圣经文本与先秦儒学和先秦道家经典，举例说明“和合本”对先秦哲学语汇的化用。最后，作者指出，通过对中国典籍哲学语汇的化用，“和合本”译者有效地破除了文化及意识形态壁垒，实现了译文在文化维、语言维、交际维的三维转换，使“和合本”具有最高的整合适应选择度，从而成为迄今为止使用最为广泛的圣经汉译本。本文共五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看“和合本”的成功；第四部分集中探讨“和合本”对先秦哲学语汇的化用；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