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种运行良好的社会秩序都需要完善的社会控制体系。西杨家洼村地处山东省青岛市南端的黄岛区琅琊台镇，是一个典型的小渔村，村内的社会关系相对较为简单，形成以村民之间的血缘关系为主导，辅以外来人员雇佣关系的社会结构。本研究在对西杨家洼村进行多次实地调查以掌握丰富的一手资料后，对资料进行了归纳与总结。通过预调查的了解，确定渔村内半结构式访谈的对象，基本上涵盖了渔民从事的各种职业形态：大型马力船只船主、船只捕捞的各个职位的船员、退休老渔民、年轻渔民、港湾码头主、村委会的管理者以及渔业局的派出机关人员。通过对访谈资料的整理，本研究从社会控制理论视角出发，主要针对西杨家洼村在现有社会秩序所形成的社会控制结果进行解释分析。通过分析得出，西杨家洼村社会控制的形成是以国家行政、法律、政策为基础的法理控制体系和以习俗、码头主服务型社会控制、船长生产型社会控制为基础的礼俗控制系统相互交错相互融合的结果。面对相对公共开放的渔业资源，渔民根据各自的资本情况和生产条件遵照自我意愿选择职业类型，经过不断的发展磨合，在渔村内部逐步形成以船长为核心的生产控制单元和以码头主为核心的市场控制单元，这两大控制单元构成了渔村最基本的经济过程，即生产、交换、消费及分配过程。船长作为生产控制单元的核心，以生产资料的所有为基础，通过与雇佣船工的合作，以渔获盈利；码头主作为市场控制单元的核心，通过对码头的经营权和对渔获市场的直接参与，以服务盈利。此种盈利性服务是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交互性的重要表现，码头主通过社会资源联系了买卖双方，成为市场运行的重要中介，从而成为社会控制的关键因素。两大控制单元在内部控制和外部控制上都遵循信任的核心价值，凭借以口头契约为主要形式的控制手段。这种简单原始的口头契约形式之所以能产生约束力，正是建立在以信任为基础下的渔村礼俗控制长期不断磨合的结果，而这也暴露出法理控制的缺位。尤其是在以船长和码头主为核心的控制群体内部，出现拖欠雇员劳动报酬、船长越轨行为等情况时，礼俗控制往往以利益的牺牲和风险手段进行平衡，难以达到公平正义。而作为正式控制系统，国家社会控制主要以宏观调控为主，着重指导渔村的发展模式、生产方式及渔村的基本建设，同时，在微观层面又扮演着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公共秩序的维护者这一角色，国家通过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影响了渔民的生活，建构了渔村的基础建设，规范了渔业有序发展。由此个案可以看出，渔村多主体控制的社会能够进行自我调节，具有自我约束的能力，而这种自我调节的能力也并没有消解和削弱国家的控制力。多样化的社会控制体系，不仅有利于形成富有活力、运行良好的社会秩序，也有益于平衡国家和地方二者的控制力，由此达到渔村“多赢”的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