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基础的问题是批判理论的中心问题,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从理论逻辑看是建基于一种关乎人类生存及经验的正面价值预设,是批判现实的标准,又是面向未来的乌托邦展望,是经验的,又是先验的。在哈贝马斯看来,从马克思一直到法兰克福第一代学者都未能就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进行先行的澄清,因此,哈贝马斯构建了以普遍语用学为基础的交往行为理论,重建了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具体而言;首先是建立了批判理论的理论基础——普遍语用学,普遍语用学的有效性条件是一种规则意识,决定着语言表达和交往,但是同时有效性条件又是向经验敞开的,规范有效性不是僵死的教条。其次,重建了社会发展的规范基础,用系统和生活世界的结构代替了马克思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解释模式,社会发展的规范域从生产领域过渡到道德领域,作为社会发展意义源泉的生活世界,是主体间解释过程的背景性知识,是先验的,但是,其又是和具体的话语情景相关的,是以言语行为为基础的再生产过程。最后,重建了道德规范,即构建了对话伦理学,对话伦理学的建基原则——话语原则和普遍化原则,作为先验的条件,只有和具体的论证结合起来才能保证认知游戏规范内涵转变为行为规则的选择,规范是共同的也是关乎个体真实感受的,是先验和经验的统一。　　总的看,哈贝马斯的规范基础所要努力的始终是如何在两个维度间保持一种张力,从而为批判理论奠定牢固的根基,在先验与经验之间葆有一份张力。但是,哈贝马斯的这一努力受到了诸多学者的质疑。首先,霍内特认为这一方案过分强调了共识,忽视了单个主体的道德经验,而一旦与个体的道德经验脱离,那么规范基础就有脱离社会的危险,规范的先验与经验维度就无法保持一种张力,规范基础就不是牢固的。其次,英国学者Bob Cannon也认为哈贝马斯所依靠的未受损的主体间性是一个先验的概念,必然会损害社会规范“经验”奠基的概念。最后,后现代学者从个体差异的角度反思了哈贝马斯的规范基础,认为话语共识会消解掉个体,提出了不对等的单边责任,试图超越现代哲学。　　如何回应这些质疑呢,从现代哲学转向的大背景看,超验性萎缩了,超验世界完全凌驾于现实世界已不再可能,理性由传统的实体理性向程序理性过渡,哲学步入了后形而上学。哈贝马斯的重建方案显然是和这一转向相关的,一方面由于对经验和程序合理性的诉诸,不同于传统的实体性存在论,具有了“后形而上学”的特征;另一方面从规范建构的角度仍保持着形上的追求,并从理论形式上保持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建构方式,依靠一定的认识论,建构自己的概念体系。这一方案何以可能?在于立于语言交往中的交往理性能够通过主体间的规范期待,超越传统的主体性意识哲学,在追求普遍共识的同时能关注个体的存在,实现现代社会多元声音中的同一性,在不断社会化的同时推进个体化,承载起现代性的规范内容。当然话语规范的预设具有某种的理想性,但理想性可能是无法避免的,正如一句话所言“不以理性为根据的乌托邦将是空洞的,正如脱离了乌托邦渴望的理性将是悲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