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纯恐吓行为是指通过宣告施加恶害,使对方陷入不安、忧惧状态而不带有其他后续目的的行为;威胁行为则是指通过强制手段迫使对方屈服从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举动,带有明确后续目的。单纯恐吓行为威胁行为在指向法益、违法性依据、担责程度和行为动机与目的上均存在本质差异,因而具有被刑法独立评价的价值。但目前刑法中缺乏对单纯恐吓行为的详细规定,处理方式也较为混乱,对于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单纯恐吓行为我国刑法尚未有具体条文规范。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在寻衅滋事罪客观行为中增添了“恐吓”一项手段,但由于该条的立法用意和寻衅滋事罪本身的局限,实际上寻衅滋事罪中的“恐吓”并非单纯恐吓行为,而且该“恐吓”缺乏明确行为标准。因此该举措并未能有效解决实践中频发的单纯恐吓行为,且存在司法滥权的风险。因此,对于单纯恐吓行为的处理,实践中仍面临未有伤亡结果就难适用刑法规制的困境。要有效解决这一困境、合理规制单纯恐吓行为,就必须增设恐吓罪。明确单纯恐吓行侵害的法益是意思决定自由以确立本罪基本保护方向,通过限定恐吓罪中行为的方式手段和目的将本罪与具备威胁行为的其他罪名区分。通过增设恐吓罪这一方式,才能更好规制单纯恐吓行为,充分保障公民人身权利中的精神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