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霆案为考察中国当下的法治、舆情和法学生态提供了一个极其难得的研究标本，最终渐归沉寂“得救”于特殊减轻处罚制度，应当说，该制度对实现罪刑相适应与量刑公正在理论价值上功不可没，有助于纠偏我国的重刑刑罚结构，保持刑法的适度弹性，提升刑事司法对公共舆情的应对能力。然而，其于现实司法中的运行状况极不乐观，呈现被虚置的困厄之境！这使得开展破除制度运行障碍、恢复制度应有生命活力的理论营救工作尤为迫切！鉴于此，本文拟展开对特殊减轻处罚制度的研究和探讨，以期为制度的完善尽点绵薄之力！通过揭露制度被虚置的尴尬困境，即于数量上特殊减轻的案件寥寥无几，于操作层面被技术性规避，探寻酿成制度困境的成因。实体法的规定过于抽象，“案件的特殊情况”指代不明，不利于法官的识别和裁断。且程序方面“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规定过于严苛，制度的运行成本过高。核准程序具体规定的缺失，无法实现实体与程序的良性互动；同时，受重刑观念的渗透与笼罩，使法官这一制度的适用者会不自主、不自觉地加入重刑化的行列；法院内部的绩效考核机制更是给法官们施加了诸多的压力，使特殊减轻制度雪上加霜，于夹缝中生存！特殊减轻处罚制度的正当性考察旨在对制度的理论功能价值作出肯定。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事关制度存活的基本命脉；互为主观讨论批判的可能性是法律解释客观性含义的阐释，特殊减轻制度有助于提升刑事裁判对舆情的回应能力；当然，也会裨益于我国重刑结构的重构，切合轻罚机制的构建。此外，制度也齐备了特殊减轻处罚的法理根据。接着，对制度组成要素“法定刑以下”、“减轻”等进行了规范层面的解释，这样，才能无碍于制度运行的畅通无阻。最后，是特殊减轻制度出路的探寻。制度运行的实体障碍是规定过于笼统难以把握，那么于修法前将已核准的典型案件进行类型化是其不二之选；核准程序过于严苛，将核准权限适度下放，是当务之急。同时，还应尽早完善核准程序的具体规定。唯有如此，才能真正释放出特殊减轻处罚制度的生命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