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1、了解我国HIV阳性男男性行为者（MSM）社会支持和抑郁现状。2、探讨HIV阳性男男性行为者社会支持、抑郁可能的影响因素。3、研究HIV阳性男男性行为者社会支持和抑郁之间的关系,了解社会支持对抑郁的作用,对从社会支持方面进行心理干预提供理论支持。方法: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对沈阳市、大连市、丹东市、葫芦岛市、郑州市和宁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传染病院随访登记的HIV阳性MSM进行横断面调查。使用MOS-SSS和CES-D量表调查HIV阳性男男性行为者社会支持和抑郁情况。对一般情况、HIV感染情况、社会支持服务、性行为进行描述性分析,使用频数和百分比来描述。对社会支持和抑郁的总分及各维度得分采用均数±标准差的形式描述,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和方差分析,多组间两两比较采用LSD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用Pearson相关对社会支持和抑郁的关系进行分析,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验证社会支持和抑郁的关系。结果:1、本研究共发放问卷649份,其中收回有效问卷485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74.73%,研究对象平均年龄36.26±10.88岁。2、MOS-SSS量表的总体Cronbach’sα系数为0.966,各维度的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0.891、0.926、0.888、0.828,MOS-SSS量表的x2/df=2.822,RMSEA=0.082,GFI=0.848,AGFI=0.802,CFI=0.940,IFI=0.940,TLI=0.929;CES-D量表的总体Cronbach’sα系数为0.927,各维度的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0.896、0.832、0.843、0.792,CES-D量表的x2/df=3.311,RMSEA=0.092,GFI=0.814,AGFI=0.762,CFI=0.878,IFI=0.879,TLI=0.858。3、HIV阳性MSM社会支持总分的均数为52.95±17.22分。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同年龄、BMI、婚姻情况、学历、家庭人均月收入、HIV感染是否公开、最近一年是否出现过性病相关症状的HIV阳性MSM社会支持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年龄、BMI、婚姻情况、学历、家庭人均月收入、HIV感染是否公开、最近一年是否出现过性病相关症状是社会支持的影响因素。4、本研究中抑郁得分大于16分329人,占67.84%,得分小于16分156人,占32.16%。抑郁总分的均数为21.24±10.94分,高于我国常模（P<0.05）。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同年龄、婚姻情况、职业、学历、家庭人均月收入、CD4细胞计数水平、艾滋病病毒载量、最近一年是否出现过性病相关症状、最近六个月是否发生过性行为的HIV阳性MSM抑郁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婚姻情况、家庭人均月收入、CD4细胞计数水平、艾滋病病毒载量、最近六个月是否发生过性行为、社会互助性合作支持、情感性支持是抑郁的影响因素。5、社会支持对抑郁有直接作用,其标准化效应值为-0.358。婚姻情况、职业、学历、HIV感染是否公开、是否接受过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在社会支持和抑郁关系中具有调节效应（P<0.05）。结论:1、MOS-SSS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效度,适用于HIV阳性MSM人群自我感知的功能性社会支持情况的测量。CES-D量表用于测量HIV阳性MSM人群具有较好的信度。2、HIV阳性MSM社会支持水平较低,年龄、BMI、婚姻情况、学历、家庭人均月收入、HIV感染是否公开、最近一年是否出现过性病相关症状是社会支持的影响因素。3、HIV阳性MSM抑郁水平较高,婚姻情况、家庭人均月收入、CD4细胞计数水平、艾滋病病毒载量、最近六个月是否发生过性行为、社会互助性合作支持、情感性支持是抑郁的影响因素。4、HIV阳性MSM社会支持对抑郁有直接的负效应,婚姻情况、职业、学历、HIV感染是否公开、是否接受过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在社会支持和抑郁关系中具有调节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