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是汉代儒学家的重要代表,他针对《诗》学研究提出了“《诗》无达诂”的解经原则,由于这一原则触及到文学释义活动的本质规律,于是在后世文人的不断深化发展下渐渐演化为“诗无达诂”说,成为我国释义理论的重要命题之一。伽达默尔作为西方诠释学理论的集大成者,其阐释理论内容丰富,涉及领域广泛,对西方乃至世界的文学诠释理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无达诂”说与伽达默尔阐释学理论在内涵方面存在着很多相通之处。但由于二者根植于异质的文化土壤中,分别承载着各自特殊的文化心理,又表现出一定的相异性。文章首先在全面梳理及分析“诗无达诂”说与伽达默尔阐释学两大释义理论内涵的基础上,探究这两种理论关于读者与文本阐述的共通之处;其次深入挖掘二者在理论内涵实质、文本意义生成方式及追求目标方面的差异性;最后在二者差异性的基础上从哲学、思维、文化等方面探析造成差异的本质原因。对“诗无达诂”说与伽达默尔阐释理论的比较分析,一方面,有助于以伽达默尔阐释理论体系为参照重建我国释义诗学;另一方面,在比较的基础上彰显我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以弥补伽达默尔乃至西方释义理论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