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状况反映着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它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先进的劳动手段以及各种新型材料。按照技术密集程度,制造业可以分为高技术产业、中高技术产业、中低技术产业以及低技术产业,其中技术密集度较高的高技术产业以及中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已成为各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能否占据领先地位的关键。中国的高技术以及中高技术产业,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产业出口规模、综合竞争实力不断增强,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攀升,并成为中国战略性支柱产业。但从近年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贸易竞争能力来看,技术密集型产业内部子产业竞争力差距显著,高技术产业贸易竞争力较强,中高技术产业的贸易竞争能力较弱。对于技术集成度较高的制造业来说,行业技术创新能力则成为产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核心能力。熊彼特(Schmpeter)指出技术创新方式可分为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Damanpour和Aravind(2006)提出究竟产业采用何种创新方式,一是要考虑组织与环境因素,二是必须考虑产业间的差异。从技术供给角度来看,产业间的不同往往意味着技术来源的不同,技术创新特征也会形成差异。本文遵循此思路,将产业间技术来源以及技术创新特征的差异,延伸到研发主体类型与结构方面,并提出专利研发主体偏向性概念(即以合作研发属性、自然人研发属性、高校研发属性、华人研发倾向属性作为研发主体偏向性指标),以专利研发主体偏向性指标具体反映与刻画存在差异的产业间技术创新特征,并试图从产业间技术创新特征差异这个视角,解释中国技术密集型产业内部各子行业之间,在技术创新绩效、产业国际竞争力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异。本文以德温特数据库中的专利信息作为数据来源,首先统计出行业内产品的合作研发属性值、自然人研发属性值、高校研发属性值、华人研发倾向属性值,揭示产业间技术创新特征差异与专利领域研发主体偏向性之间的关系。统计分析发现,合作研发属性值较高的产品主要集中于医药以及化学类产品,以及少部分电子设备类产品,并且化学类产品的数量要居多;自然人研发属性值较高的产品主要集中于设备类产品,即交通运输设备、通用设备类以及专用设备类,以及少量仪器仪表、医药类产品;高校研发属性值较高的产品主要集中于医药与化学类产品,部分仪器类、电子通信设备类产品;华人研发属性值较高的产品覆盖的产业领域较广,在电气、电子、化学、医药、专用设备、通用设备类都有涉及,主要集中于电气机械与器材类产品、电子与通信类产品。其次,以中国高技术以及中高技术产业作为行业分析基础,产业国际竞争力(即研发绩效的代理变量)为被解释变量,研发主体偏向性的四个属性作为解释变量,构建Eviews计量经济模型,回归分析结果发现:高校研发属性值越高,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竞争力与其他国家相比越强,研发绩效越好。高校研发代表着对基础研发的需求,高校研发属性较高则技术创新对基础研发的依赖性较大,这类产业往往属于中外研发起步差距较小的新兴产业,中外技术累积性差距不明显,中国产业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过程中,保持了较强的竞争力。合作研发属性值越高,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竞争力与其他国家相比较弱,研发绩效越差。合作研发代表技术的复杂度,知识基础的多学科特征,合作研发属性值较高则技术创新的复杂度较大,客观上需要研发主体之间展开较高程度的合作。中国技术创新的合作机制不完善,存在着合作信息不对称、研发目标的不一致、利益分配、沟通、激励等多方面的问题,依赖较高合作研发属性的产业中,中国的竞争力相比于其他国家较弱。自然人研发属性值越高,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竞争力与其他国家相比较低,研发绩效越差。自然人研发代表了自然人作为独立个体参与技术研发。自然人研发具有的特征是:对资本、基础设施等的要求低,就技术创新的两种模式来看,产品创新相对于工艺创新来说,所需的资本、设备条件要低。产品创新过程中,创新的传承性较强,日、美等国家的家族企业创新程度要明显较中国强,此外,中国自然人作为个体进行创新与国外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故中国在此类产业的竞争力处于劣势。华人研发倾向属性值越高,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竞争力与其他国家相比越高,研发绩效越好。华人研发倾向体现的是华人在研发活动中的活跃度。华人一方面基于自身认知结构有其擅长研发的领域,二是华人将研发需要的知识进行传播、扩散,带动其他主体的研发活动。中国在华人研发活动活跃的领域,产业竞争力自然也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