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我国台湾地区反垄断法中，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已臻成熟。私人执行为社会公众提供了反垄断法扮演实施者和监督者的机会，而惩罚性损害赔偿，则成为私人执行的重要推动力。受害人提起诉讼，以实施反垄断法，不仅能够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更重要的是契合了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达到对违法者的威慑。遗憾的是，我国《反垄断法》第50条仅规定了民事责任，无法从中解读出惩罚性损害赔偿的内涵。2011年4月，最高法院对外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垄断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其中将《反垄断法》50条所规定的民事责任解读为补偿性损害赔偿责任。如此条款，既未能彰显反垄断法的特性，同时更难以承载反垄断法未来肩负起的打击垄断的历史使命。故而所以有必要论证在我国现有国情之下，惩罚性损害赔偿在反垄断法中的适用，并完善我国反垄断法损害赔偿责任。本文力求逻辑绵密，次第清晰地展开推进式讨论，正文除了导言外，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以我国反垄断法执行困境为引展开讨论。当前我国的执法现状是公共执行不足且私人执行的情况较少。然而实际情况并非是缺乏垄断现象或受害者，而是执法的力度根本不足。公共执行有其固有缺点，但私人执行却是因为激励不足而导致执行不足。第二章提出突破反垄断法执行困境应采取的措施，即导入惩罚性损害赔偿。首先分析私人执行对反垄断法执法所独有的优势，其次在私人执行内部寻找激励诉讼的因素。并得出结论，即惩罚性赔偿对私人执行具有不可替代的推动力。第三章对惩罚性损害赔偿在反垄断法中的适用展开解读。历史分析表明，实行惩罚性损害赔偿是各国立法经验的总结，未来立法大势所趋；法理分析表明，惩罚性损害赔偿在制度功能上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充分实现反垄断法的威慑作用；法经济学的分析角度表明，惩罚性损害赔偿能够带来执法成本上的最优。第四章主要致力于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反垄断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尤其是对倍数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抉择，我国并不宜采用酌定倍数与绝对三倍式的立法，最终得出双倍损害赔偿最为合适的结论。同时，对整个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进行了简要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