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政府是县域治理中最重要的主体。因此县级政府的角色就是县域治理的中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县级政府在县域治理中的角色发生着一系列的变迁,其基本轨迹是向现代化转型。那么,决定县级政府角色现代化程度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它给我国在现阶段推进县域治理和县级政府角色的现代化带来了哪些启示?在本文认为,决定政府角色现代化程度的是其自身公共性的多少。长期以来,县级政府的公共性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失,致使县级政府作为人民“公仆”或者“服务者”的角色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所以,增强县级政府的公共性就是推进县域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所在。要通过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构建,为县级政府行为和角色向现代化转型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内部优化县域治理结构,即在提高县级政府自主性的同时,通过增强民主参与,强化责任监督等途径,不断增强县级政府角色的公共性。本文以县级政府角色为基本研究视角,结合浙江省部分县级政府推进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案例,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县域治理中政府角色的变迁的轨迹、影响因素及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推进我国县域治理和政府角色现代化的基本路径。自秦朝设立郡县制度以来,县级行政区划就成为我国地方政府的重要一级。在漫长的行政层级演变发展中,县级政权的设置在大部分时间内都得以保留,在整个国家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当前的政治结构中,县级政府处在宏观之末、微观之首,是贯彻落实中央顶层设计和省市工作部署的执行者,同时又是领导乡（镇）、村、组实现治理目标和造福一方的指挥者。这种双重角色更加凸显其地位的重要和责任的重大。因此,县级政府角色在县域治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它既影响着县域治理模式的选择,其本身又体现着县域治理现代化的水平。建国后我国建立了全能型的政府治理模式,这构成了改革开放后县域治理中政府角色变迁的历史背景。全能型政府治理模式的建立,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但是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治理方式逐渐引起了国家治理的全面危机。始于1978年底的改革开放,将国家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转向将我国政府治理模式和政府角色,推向了现代化转型的轨道。在县域治理层面,县级政府也先后经历了三次特征鲜明的角色转型,即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指导下的发展型政府建设,转变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再到以“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为指导的有效型政府角色建设。中央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简政放权改革,极大地改变了地方政府的制度环境,推动着县域治理模式和政府角色变迁,其主要表现就是权力关系的调整。在纵向上,权力由高度集中到简政放权,特别是财政体制改革,让作为市场和社会的代表的县级政府,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权。在横向上,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县级政府治理模式由“管控型”逐步转变到“治理型”。政府逐渐向市场、社会让渡一部分权力和职能,促进了治理主体结构多元化的发展。与此同时,民主政治的发展和依法治国的推进,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县级政府的角色逐步向民主参与和法治化转型。就目前来看,我国县域治理中的决策模式、执行模式以及监督模式对县级政府的角色定位有重大影响。县域治理中决策主体的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决策模式决定了县级政府角色和行为,特别是党政关系对县级政府在治理中的角色和行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县域治理中存在的三种主要执行模式,即官僚化执行模式、运动式执行模式和非正式执行模式,直接体现着县级政府角色定位和行为方式。县域治理的监督模式则从外部影响着县级政府的角色定位。在现阶段我国县域治理还存在着三大相对突出的问题:首先是治理结构不够合理。主要表现在治理结构单一,治理结构的开放性和参与度不足等方面。其次是由于政府自利性和权责错配等问题,导致县级政府的权力边界模糊,并在角色和行为上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异化。最后是县级政府治理存在法治化、制度化程度不高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从不同层面制约着县级政府角色向现代化转型的步伐。推进县域治理和政府角色现代化的基本路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优化制度环境,主要举措就是中央政府不断强化改革的顶层设计,优化央地关系,为县域治理和政府角色向现代化转型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具体来说,就是要继续深化简政放权,通过向市场、社会持续放权,促进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在纵向上向地方政府放权,提高县级政府的自主性。在简政放权的过程中,要注意运用法治建设推动县级政府治理现代化。另一方面,要优化县域治理的结构,明晰政府的职责。具体来说就是要改进县级党委的执政方式,理顺党委与人大的关系,提高县级政府治理的法治化,扩大基层民众有序政治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