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和解作为我国一项独具特色的制度,在执行程序中广为适用,尤其是在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的目标下,各级法院对执行和解更是寄予厚望。为了提高债权人的积极性,促进执行和解的达成,债务人或第三人往往需要为执行和解协议提供一定的担保。司法实务界对该项担保的处理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种做法,理论界对其性质和效力认定却并未引起重视。2018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出台生效,其中第18条规定对某些情况下执行和解协议中的担保赋予强制执行力。从该条规定可知,相较于执行和解协议中担保的性质,实务届更为关注的是如何赋予其执行力。但该项规定仅为一项非周延的总结性规定,为了避免执行和解制度的复杂化,有必要在分析该条规定法理的基础上对其予以细化。通过划分担保类型,分别规范赋予担保合同强制执行力的程序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担保人的事后救济程序,以期更好地实现执行和解制度的目的。除引言及结语外,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约四万字。第一部分为执行和解中担保的实践做法考察及评析。本部分旨在阐述实践中就执行和解中的担保存在的两种争议做法,并对此进行评析。执行和解中的担保对于执行和解的达成具有极强的促进作用。但鉴于我国理论界对该项担保的研究不甚深入,对其性质和效力未作出一致认定,因此法院对该项担保的处理存在“执行担保说”与“非执行担保说”两种相去甚远的做法。通过剖析这两种做法的不足之处,进一步表明该问题已经引起实务者的重视,急需另寻途径对此予以恰当处理。第二部分为赋予执行和解中担保执行力的正当性基础。本部分从执行力正当性基础的理论体系出发,对执行依据具有执行力的理由予以阐释。并且,通过探究《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8条的立法原理,明确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所持观点与意图:低度事前程序保障与自我决定构成了执行和解中担保条款执行力的正当性基础。此外,对执行和解中担保实现路径的构建也将以该正当性基础作为理论支撑。第三部分为执行和解中担保的类型化分析及实现程序路径。在明确最高人民法院所持观点与意图的基础上,本部分进一步规范执行和解中担保的类型划分及该项担保拥有执行力所必须具备的共同化或类型化的事前正当程序。由于执行程序的特殊性,并非所有的类型都可不加区分的适用于执行和解程序,因有必要对此予以明确。并且,针对不同的担保类型,在共同化事前程序的基础上,可能赋予不同的实现路径。第四部分为执行和解中担保人的事后救济程序。本部分主要在于阐述对执行和解中的担保赋予强制执行力后担保人的救济程序。由于事前正当程序为担保人所提供的保障偏低,因此有必要为其提供一定的事后救济程序,譬如,执行行为异议、债务人异议之诉和便利的追偿途径,从而更好地保护担保人的利益,实现执行和解制度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