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学术界对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研究，大多从西方资源着眼，将西方的启蒙历史与中国近代启蒙进行参照性比较，把启蒙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儒家传统。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为启蒙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从同一“场域”中的三种资本的相互对应性，以及发育的阶段性，动态地剖析中国近代的整个启蒙过程。而墨学思想作为本土最早的的商文化代表，对它所处的场域特征，及其本身发展的阶段性分析，更能从它身上寻找近代启蒙先驱者们在中国和西方“场域”发育阶段性的理解上，所发生的相似的演变过程和思维错位，更有效地将中西启蒙作比较，找出启蒙在近代中国失败和向革命转变的根由，为启蒙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本土资源以及动态发展的研究思路。第一章主要论述墨子“交相利”、“兼相爱”思想与西方启蒙思潮具有相似的资本循环逻辑，但由于资本增长逻辑最终得不到现实机制的承载，出现了两重复合的畸形习性再生产机制，导致墨子思想走向悖论。第二章主要论述中国近代的现代化进程中，西方国家的侵略炮火令墨学再度兴起，并与西方的先进性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近代的启蒙资源。然而，西方的先进性也同时造成启蒙知识分子汲取启蒙资源时的超前意识，并展现出多重复合的特征，由此导致启蒙向革命的转变。启蒙的失败，使现代知识分子从西方借鉴过来各个领域里的文化资源无法获得向现实转化的可能性，没办法实现以“民主平等”为核心的现代化目标，使他们陷入更深重的“焦虑”精神状态。当“社会主义理论”——作为一种比现存的资本主义文化资源更完美，并且在俄国十月革命得到了可行性验证的文化资源出现时，启蒙知识分子显然找到了更能贴近他们的现代化宗旨的资源，便迫不及待地从启蒙转向革命(“阶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