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突发事件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在充分发挥政府主导治理的有效性的同时,需要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动员。本文基于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分析的基础上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权力从经济社会领域的部分退出,市场经济得到发展,国家与社会出现二元性的结构分化,市民社会得到发展。国家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促进了社会阶层的分化,社会结构从同质的单一性向异质的多样性分化,社会自主性增强,市场和社会组织得到发展,并日益成为社会发展所要依靠的力量。国家的社会结构和制度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得传统的行政动员手段在强度和效果上大大降低,其救助力量单一、能力有限,难以满足公众多种多样的救助需求。市民社会的发展使社会的自主性增强,媒体、非政府组织、企业得到充分的发展,形成应对危机的潜在主体,对突发事件的应对也由从前的政府主导到实现一种由社会自身力量进行的动员,即从“对社会的动员”转变到“由社会的动员”。新的突发事件社会动员模式应该是政府主导,社会动员和全民参与,需要政府的积极作为和市民社会初成的力量。拓展政府与社会交融整合的通道,实现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对公共问题的协同治理和一种有序的社会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