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极具个人特色的女作家,萧红研究一直是文学史上的一大热点。从30年代以抗日作家的称号震动上海文坛,到40年代以女性之名颇惹争议,及至建国后的沉寂,再到80年作为女性作家被发掘,萧红的身份问题一直是学界纠缠不休的焦点所在。由于时代变化,萧红的女性身份往往被简化为“政治立场”,从而取消了萧红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对文本的解读也陷入去历史化的弊端。基于这一问题,本文试图回到历史,贴近萧红创作的时代,带着时代感去参看萧红知识分子立场和女性身份对萧红写作的影响,并将萧红写作中所呈现的“差异”重新置于时代语境中去观看,尝试理清萧红写作和时代之间的关系。第一章主要通过对萧红抗战前作品的梳理,寻找出一条萧红由“五四”走向“革命文学”的通路。从《跋涉》到《商市街》,再到《手》,萧红在创作中持续思考着“阶级”与“自我”的关系问题,随着时间的推进,她对“阶级”与自我的问题的理解也在不断加深。女性经验作为萧红创作中极为重要的资源,也参与到其阶级意识的建构当中,使这些作品呈现出独特的个人特质。第二章主要以《生死场》为切入点,考察萧红写作中女性与阶级、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生死场》作为萧红最具影响力和争议性的作品,不同时代话语对其进行了形态各异的解释,女性、阶级、民族国家话语的缠绕给《生死场》带来了复杂性和丰富性。在《生死场》中,萧红以其女性独特的视角,以有差异的性别经验书写了日本侵略前后乡村、都市不同的社会景观,为我们展示了性别、阶级、民族国家在不同的场景中的互动关系。第三章主要讨论作为女性的萧红对抗战的独特思考以及这份思考在萧红的作品中是如何呈现的。萧红抗战之后的写作与主流抗战作品之间的差异主要来自于她的女性视角。女性的敏感和弱者的处境使她更愿意从弱者的视角去观看,书写战争。她以《呼兰河传》表达了思念乡土的情绪,同时又不失批判的眼光去观看作为民族主体的中国人,关注弱势的国民如何在残酷的战争中生活下去的问题。无论哪一种书写都是同改造中国,建设新中国的美好愿景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