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的研究表明外语效应普遍存在于决策行为、道德判断、心理意象和因果关系偏见等认知与行为方面。我们之前的研究发现，在相等输赢概率的博弈过程中，二语呈现的正性博弈结果减小了下一次参与博弈的比例，即二语的使用减弱了“热手”效应。然而，目前外语效应的根本机制还尚未明确。本研究旨在通过结合行为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的方法来揭示外语效应的根本机制。
　　研究招募了41名汉英双语者参与风险决策任务。该任务操纵反馈刺激的语言因素——采用母语汉语或二语英语向汉英双语被试呈现决策结果，要求被试就参与或放弃输赢概率各半的博弈做出决定，并对被试每次参与或放弃博弈的决策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博弈反馈包括汉语正、负反馈和英语正、负反馈。任务同时采用3T GE DISCOVERY MR750磁共振扫描仪采集血氧水平依赖（BOLD）信号。
　　行为结果与我们之前的研究一致，当正性博弈结果以英语呈现时，与汉语呈现相比，被试随后选择参与博弈的次数显著减少。在功能磁共振成像数据方面，所有BOLD信号分析均采用全脑分析，基于FWE校正，显著性阈值p<0.05。我们首先以无反馈周期为基线，分别对汉语正反馈、汉语负反馈、英语正反馈和英语负反馈引起的血氧水平依赖变化进行单样本t检验，发现这四种反馈都激活了视觉语言信息处理区，如双侧梭状回，情感和奖赏相关区，包括双侧岛叶、杏仁核、尾状核、壳核、眼窝前额皮质和前扣带回。我们还用t检验，检验了语言和情绪效价的主效应。虽然语言的主效应在任何区域都没有通过校正的显著性激活，但情绪效价主效应显著激活了一些区域。具体来说，正反馈相对负反馈显著增加了大脑奖赏系统的活动，尤其是壳核、尾状核、杏仁核和眼窝前额皮质，以及情绪调节区域，包括内侧前额叶和前扣带回。最重要的是，使用多因素模型检验语言和情绪效价的交互效应，发现左侧梭形回呈现显著激活，它是语言间不同情绪反馈的关键脑区。基于该效应进一步做功能连接分析显示，右侧额下回和右侧舌回在语言-情绪交互作用下与左侧梭状回的功能连接有显著变化，且体现了不同的交互模式。相关分析排除了语言熟练程度、使用频率和习得年龄对本研究中行为和神经水平上观察到的语言效应的影响。相关分析还发现，在正反馈条件下，博弈行为语言间的差异与左侧梭状回-右侧额下回功能连接上的语言间差异呈相关趋势。
　　总之，本研究在行为和神经层面为语言与情绪交互效应提供了证据。参与博弈的比率和大脑反应都一致表明，正反馈和负反馈的加工以及对随后决策的影响存在两种并行机制，只有与正反馈相关的加工和决策机制才受情绪影响，这样母语和外语之间的情感差异才能对风险决策起调节作用。本研究中的外语效应（二语条件下参与博弈的比率较母语条件下显著降低）的机制涉及从语言到情绪再到决策的这么一个神经回路，即右侧舌回、左侧梭形回和右侧额下回之间的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