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加入WTO以来,中国顺应价值链全球布局的大趋势,积极参与到全球价值链贸易中,推动了制造业出口。但从现实来看,我国主要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长期以加工制造为主,依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位置,导致企业实际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较低,制造业出口获益受限。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应用日益广泛和深入,具有高质量、高技术和高附加值含量的服务要素对制造业的渗透和支撑作用日益凸显,全球制造业呈现出从“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型的制造业服务化趋势,这为推动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以及价值链攀升提供了突破口。本文正是以此为切入点,根据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对策研究的研究范式,考察在全球价值链框架下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我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并探究其内在机制,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针对性和可行性的政策建议。全文具体的研究内容主要概括为以下部分:第一,理论和机制研究。基于有关理论的研究框架,从数理推导上就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制造业出口升级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证明研发创新效应、成本效应和生产分工效应是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作用渠道,为后文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支撑。第二,现状研究。采用消耗系数测度的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指标和贸易附加值分解框架下的制造业出口内涵服务量来对我国制造业服务化的现实情况从多角度进行了描述,并与几个重要国家进行了比较分析;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在将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分解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等指标的基础上,多角度的从行业和国家层面全面系统的分析中国制造业出口表现。第三,实证研究。在机制研究和现状研究的基础上,主要采用计量经济学中的相关方法,从行业和企业两个层面对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并在理论基础和作用机理的支撑下,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分析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是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以此揭示其可能的影响渠道。第四,对策研究。基于以上现状和实证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围绕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我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和作用渠道,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是:就中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现状而言,中国制造业服务化趋势增强,并且依据制造行业的要素密集度的不同呈现不同的服务化现象。中国各制造行业异质服务投入结构比例基本是趋同的,表现为传统服务要素投入(分销和运输服务化)占据较大比例,而现代化的服务要素投入(电信服务化和金融服务化)比重较小,且各制造行业服务含量的国内来源远远要高于国外来源。就中国制造业出口现状而言,中国在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网络中,更多的依赖外国中间品的进口去完成最终品,所以中国主要以后向参与的方式融入到全球价值链的生产网络中。但是GVC前向参与度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GVC后向参与度表现为下降的态势。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在逐渐的上升,但是上升过程较为缓慢。中国制造业总体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动趋势。各制造行业根据要素密集度分类呈现不同的出口特征。目前,我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整体较低,仍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从行业层面的实证分析来看,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呈现“倒U型”关系;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综合来看,用不同的指标来考量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状态得到的结果是存在差异的。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确实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但是随着制造业服务化发展程度的不同对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并逐渐实现出口升级的这一过程产生的影响是存在阶段性特征的;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依据服务要素来源,服务投入类型和行业要素密集度分类的不同,对中国制造行业出口升级的影响产生差异性;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研发创新和生产分工是制造业服务化对制造业出口升级的作用渠道,但是生产分工这种中介效应的传导作用在减弱。从企业层面的实证分析来看,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是“倒U型”关系;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具有明显异质性,依赖于企业贸易方式、所在地区、所有制形式、服务要素来源和服务要素投入类型;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研发创新、成本效应和生产分工效应是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影响制造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可能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