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脱离土地进入城市,成为“农民工”。但是城乡分割的体制、城市有限的吸纳能力和不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等导致大批农民工游离于城市边缘,为犯罪埋下了隐患。本文拟通过分析中国1987-2007年间城市化水平、城乡收入差距、教育水平、打工收入、执法水平和重刑率等宏观因素对农民工财产犯罪的影响,发现其中规律并寻找相关对策。首先,结合犯罪学、经济学的现有成果,将托达罗的人口迁移理论、犯罪学中的社会紧张理论和Becker的理性犯罪模型分别融入到各个阶段中,综合形成本文的“三阶段”理论,整体解释了农民工进城及其犯罪与否的选择。然后,基于“三阶段理论”分别从教育水平、执法水平等角度选取了若干解释变量,采用时间序列分析对其进行回归,分析影响农民工财产犯罪的原因。发现在“城乡转移”、“融入城市”和“选择犯罪”各阶段涉及的城市化水平、城乡收入差距、教育水平、打工收入、执法水平和重刑率等因素均对农民工的财产犯罪水平有显著影响。较之已有研究,本文在以下方面有所进展。理论方面：将散见于社会学、法学和经济学的关于犯罪的理论进行综合,并结合中国农民工的特殊身份,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多层次和分阶段的分析框架,用以解释具有中国特色的二元结构下农民工犯罪的传导机制。实证方面：首先是重新估计了农民工财产犯罪率。以往对农民工犯罪的统计多是采用基层小样本调查,或者干脆用全国犯罪率代替,这显然无法准确衡量整个农民工犯罪率水平。本文将二者结合考虑,在选取了全国犯罪率数据为基础数据的同时,利用以往对小范围农民工犯罪水平研究所得出的一般性结论,选取了适当的比例来估计农民工财产犯罪率；其次是采用工具变量法代替传统简单OLS线性回归,有效避免了内生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