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阿伦特的代表作《人的境况》出发,以阿伦特关于人的“复数性”境况的特有认识为切入点,深度挖掘阿伦特围绕人所展开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本文认为,人的“复数性”分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种性质特征,自然属性表现为人作为群体的先天自然环境条件,社会属性即指在政治参与过程中,通过自我言说行动的表达和他人在场,确证自我实在性的特质,即通过互动性和多元性来确证现实性和实存性。简言之,“复数性”既代表数量的多数,又代表个性的多元。在阿伦特看来,“复数性”是属人的固有而独特的境况与条件,它既是现代性病症的根源,也是现代性危机的出路。阿伦特通过政治哲学进行的现代性批判之核心聚焦在关于人的一般性、原理性、基础性的形而上理解上。她从现象学的角度认识人的存在方式,认为人是“处境的规定者”,通过“三分”的方法将人的在世状态分为三种境况——生命必然性、世界性、复数性,各自对应着劳动、制作、行动的具体活动方式和私人领域、社会领域、公共领域的三种生活空间。她认为,对人的境况的三种划分是具有严格的层级之分和优越之别的,而现代性危机的产生正是这种次序的颠倒,导致人的“复数性”的丧失,造成以齐一性、同质化为特征的极权主义的宰制。因此,现代性危机的世界是人的理性思考、批判超越能力被湮没的“黑暗时代”。然而,阿伦特对现代性的救赎抱有人性期望,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仍在于人本身,而不在制度或其他外在形式。她认为,“复数性”是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人的根本境况,其自然属性尚未消亡,而其社会属性的消解并非一个完成时,这就意味着“复数性”是人发起具有开端启新效能的“行动”的可靠境况。因此,她希望人们重新认识到自身所处的不可更变的“复数性”条件,并能够自觉运用“行动”参与的能力和意识,共同重建公共领域。从人的“复数性”根本境况出发,站在政治哲学的视角和现象学的方法上,阿伦特批判马克思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问题仅仅归结在经济物质生产维度上,认为这一立场是对只关心满足生命必然性的“劳动”范畴的极力推崇,使人沉溺于生命环节的生产与消费,严重压抑了人的批判性、创造性的“行动”,成为导致“复数性”消解的现代性危机的重要原因。因此,阿伦特认为马克思是使必然性代替可能性、齐一化代替多元化、同质性代替差异性的现代性危机的始作俑者,其唯物史观的线性进步历史观否定了多样性和偶然性的可能,在政治上助长了官僚主义的嚣张气焰并最终造成“家长制”极权主义的暴力统治,是乌托邦极权悲剧的罪魁祸首。显然,阿伦特对马克思的曲解误释极为严重,在人的问题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在人的“劳动”活动上错解马克思关于“劳动创造人”的观点,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劳动和实践的丰富性思想单一化,在自我的哲学话语中进行解读,陷入话语霸权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在人的社会历史发展层面,阿伦特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步观,力图突出历史的偶然性和多元可能性来质疑必然性和整体性,用古典共和思想推据乌托邦意识形态,陷入复古主义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