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际贸易竞争日趋激烈,更多国家和地区选择设置贸易壁垒来限制对国外产品的进口,以此来保护本国相关产业发展。早期的贸易壁垒手段较为单一,关税壁垒为其主要表现形式。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一体化背景下,单纯以控制关税或配额等传统手段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全球贸易形势,这促使贸易壁垒形式向更加隐蔽和多样化方向转变,其中以绿色贸易壁垒最具代表性,其包括技术标准和环保标准等,内容多涉及动植物健康、生态安全、环境保护等。水产品因其育苗、养殖和运输等过程中对技术和生态环境要求较高,故其受绿色贸易壁垒影响较大。中国输美水产品贸易份额比重较高。受中美贸易摩擦、单边主义抬头、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中美贸易关系日趋复杂。美国针对中国水产品贸易设置的以技术和环保为内核的绿色贸易壁垒数量增长明显。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十四五”期间,中国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鉴于此,凸显中国水产品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优势,充分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国内国际水产品市场贸易联系,丰富水产品出口类别,优化水产品出口结构,提高水产品出口附加值,积极应对美国对中国水产品设置的绿色贸易壁垒,实现中国水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显得尤为必要。本文基于2001-2020年中美水产品贸易数据,从中国水产品全球进出口贸易情况和对美国出口贸易情况（贸易数量和贸易结构变化）两方面分析中美水产品贸易现状;根据HS03分类标准将水产品划分为鱼类和非鱼类两种类别,利用CMS模型将中国水产品对美出口增长效应分解成市场规模效应、产品结构效应和竞争力效应,针对三种效应分别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鱼类和非鱼类水产品进行分类研究。进一步,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利用PPML方法实证分析美国绿色贸易壁垒对中国水产品输美的影响及其对鱼类水产品和非鱼类水产品的不同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已成为水产品贸易大国,但尚未发展成水产品贸易强国,水产品出口仍多依赖于初级产品,2001-2014年对美水产品出口呈上升趋势,但受绿色贸易壁垒等因素影响,于2014年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2）市场规模效应方面,2001-2016年间,市场规模效应对中国水产品输美具有促进作用,而2017-2020年美国水产品市场规模的扩大并未拉动中国鱼类水产品对美出口;产品结构效应方面,水产品整体和非鱼类水产品的产品结构效应在2012-2020年间为负,鱼类水产品的产品结构效应在2015-2017年间出现负值,这表明中国输美水产品结构与美国市场需求结构不匹配;竞争力效应方面,2001-2011年间中国水产品对美出口竞争力效应为正,此后水产品整体及鱼类水产品的竞争力效应在2012-2020年间均为负,而非鱼类水产品的竞争力效应仅在2012-2014年间为正,表明中国水产品对美出口竞争力持续减弱,尤其是鱼类水产品。（3）美国绿色贸易壁垒对中国水产品对美出口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分鱼类和非鱼类水产品来看,影响依旧为负,但对后者的负向影响较不显著。（4）在控制变量方面,金融危机、中国水产品总产量和美国人均国民净收入对中国水产品出口美国有正向影响,而“一带一路”建设和美国鱼类生产者价格则产生负向影响,分鱼类和非鱼类水产品来看,影响效果基本一致。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1）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提高中国水产品国内国际市场占有率,在兼顾国际市场的同时,重点扩大国内水产品市场需求,促进国内大循环。（2）中国水产养殖业要多元化、多层次发展,丰富出口水产品种类,优化水产品贸易结构。中国应根据绿色贸易壁垒通报内容完善水产业绿色发展体系,通过建立水产品出口预警机制增强应对绿色贸易壁垒能力,实现中国水产品贸易多元化,同时推进“一带一路”等区域性贸易发展以削减美国绿色贸易壁垒对中国水产品出口造成的负面影响。（3）加大对美国水产品市场的调研力度,充分掌握进口国的信息。增加水产品附加值,优化中国水产品产业链,建立健全水产品出口定价机制和质量标准监管体系,在水产品养殖、加工和贸易等方面对标国际,进而提升中国水产品出口综合竞争力,扩大中国水产品对外出口国际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