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期,中国经历了最严重的生存危机,先进的中国人开启了学习西方文明政治制度的大门,艰难的尝试着政治体制的改革。实践中的省宪运动是联邦制在我国的第一次尝试,由于种种原因,这次运动失败了,但是在联省自治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联邦制精神的火光,那就是“自治”和“分权”。国民党统治时期,一党专政、政治独裁,国民党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彻底放弃了联邦制的政治构想。中国共产党对联邦制的理解则是来自列宁主义的模式,即联邦制是各民族劳动人民走向统一的过渡形式。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主席采纳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形式,把不同民族变成是团结共产党的政治体。这样共产党人最终也与联邦制失之交臂了。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的分权化改革把“经济特区”和“一国两制”作为一种联邦化的手段重新利用起来,这是一个策略的运用,虽然他注重的是联邦制的工具性价值,虽然这种利用是在单一制下进行,我们仍然不难发现联邦制精神在闪烁着它特有的光芒。鉴于经济特区20余年的成功经验和“一国两制”逐步成熟的事实,作者认为在经济特区和香港、澳门蕴涵着联邦制改革的动因。中国在上个世纪的体制改革中辗转错过了联邦制,我们没有理由在今天依旧错过。现实的国情在呼唤着改革,呼唤着联邦制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