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公论》是以南京中央大学教授为主体撰稿者,于1932年创办的周刊。它创办于国难时期,因此深深地打上了这一时期的印记,登载的文章主要讨论政治制度,呼吁拯救国难,支持国民政府实行集权政治,也较多关注当时的教育、经济与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由于《时代公论》撰稿人大都为国民党党员,故而可视其为国民党体制内知识分子的言论阵地。《时代公论》周围的知识分子对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施行的主要教育政策均提出了批评和建言,其上刊登的教育问题,也集中体现了30年代教育领域的变革。这些知识分子对30年代教育制度的弊端、发生在1931年的中大学潮及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实施的党化教育等进行了讨论。他们认为教育的破产、大学学科设置和布局的不平衡及高校毕业生出路难是教育制度弊端的表现,指出造成中大学潮的根本原因是教育经费的紧张和学生对校长的任命不满。在此时党化教育的实施问题上,这些知识分子褒贬不一,其中缘由恐怕跟“三民主义教育”在某些方面具有的合理的可以借鉴的成分有关。《时代公论》的撰稿者作为大学教授,更多关注的还是教育本身的问题,他们提倡教育应保持相对独立,在文科和实科这一当时引发广泛争论的问题上,这些教育专家基本保持了一致,均反对陈果夫停办文法科,反感于国民党当局中的非专业人士干预教育。针对30年代盛行一时的创办职业教育的风潮,这些撰稿人的思想与国民政府及社会上疾呼办理职业教育的人士不同,对职业教育的兴办保持了清醒的认识,指出了办理之前应做调查研究和办理过程中可能出现及已经出现的问题。由于中小学教育的特殊地位,这些撰稿人对其也颇有关注,他们认为中小学教科书质量低劣、会考制度都影响了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并指出中小学教育的种种弊端对整个教育体系的发达会有极大的影响。《时代公论》社员虽大部分为国民党,但他们对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并非完全赞同,他们更多是从教育本身的发展上谈论教育问题,并不因身份的因素而袒护国民政府,恐怕正是对政府激烈的批评是其被迫停刊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