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国内外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鸡冠壶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一是人们着眼最多的是关于鸡冠壶的分类、分型和分期研究。尽管这方面的成果十分可观,但由于缺乏对出土鸡冠壶全面而详明的统计,所以,最终都未能突破早年李文信先生所建立的分类分期模式。二是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侧重对于器物本身的分析,而对于鸡冠壶背后的文化的多元性和人类活动的复杂性,则着眼不多,因而对这一富有民族特征和时代特性的典型器物的文化内涵至今仍然缺乏准确的定位。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鸡冠壶属于辽朝特有器物,是契丹民族最早创制并烧造的器型。但近年越来越多的考古新发现却不支持这样的说法,在唐代的窑址、墓葬和城址文化堆积中,都曾出土过提梁式鸡冠壶。说明中国北方地区盛行不衰的鸡冠壶,早在唐代,就已经在中国南北广泛地流传和应用。因此可以肯定,学术界以往关于鸡冠壶是契丹民族特有生活器皿的说法,是一种不确切的表述,应该根据新的考古发现材料予以纠正。穿孔序列鸡冠壶的最初形态出于契丹遥辇时期,提梁序列鸡冠壶的渊源可能为广阔的西域、中亚等西方历史文化背景。西方各地区民族在同唐交往的过程中,皮囊容器通过陆路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的贸易路线,传入唐王朝并被唐人接受,同时被用瓷和金属仿制出来,随后又以商品的面貌出现在贸易商路中,由唐供给西方。在唐与契丹密切的朝贡、回赐、贸易交往与军事征服过程中,鸡冠壶传入契丹而后实现其在契丹的本土化与特色化。契丹民族与西方各国不断往来过程中,鸡冠壶的型制受到西方金银器的强烈影响。鸡冠壶既是当时契丹人的生活用器,也是走向定居后的契丹人对自己的游牧文化的一种物化寄托。通过对鸡冠壶渊源的分析,可以更深入了解辽代社会经济、文化传统、丧葬制度、风俗习惯和审美情趣等,也可以了解中原制瓷技术的发展,探析契丹王朝、中原王朝与西方各国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