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改书院为西式学堂,使中国传统的书院失去了制度根基,但是改书院为学堂并不是晚清书院改革的唯一方案,在1901年书院改制之前,书院始终在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改革。鉴于晚清书院改革的过程异常艰难和复杂,本文选取了令德堂做个案研究,通过探讨令德堂历次改革的起因、经过和结果,揭示书院改革生动的历史脉络,并“见微知著”地透视书院在近代教育变革中的角色与意义。19世纪60代以后,由于中西冲突、名教沦丧带来的危局,一批学者群起诟病早已积弊丛生的书院制度,并纷纷效仿阮元所创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或建新书院,或改旧书院,开启了晚清书院改革的序幕。其中,张之洞鉴于山西教育的颓态,于1882年在太原创建令德堂。令德堂以精通古学之士为师,旨在培养通经致用之才,不讲科举制艺、专课经史古学。以令德堂为代表的这种“以实学抵科举”的书院改革模式,一直持续到甲午战前都是书院改革的主流。这也反映了甲午战前书院改革“通经致用”的价值取向。甲午战后的1896—1898年间,书院改革形成了波及全国的高潮。与战前相比,战后的书院改革呈现出全新的特点：改革者由学者转向政府,改革目标以培养通经人才转向培养时务人才,书院课程也由汉宋并重转向中西兼学。期间,胡聘之、屠仁守提出了变通书院章程、添设西学课程的改革方案,并于1896年以令德堂为试点进行了先行改革。1898年在“改书院为学校”上谕的要求下,胡聘之将令德堂改为山西省会学堂。但随着慈禧重申书院旧制,令德堂很快“回归”。清末新政中,清廷再次发布“改书院为学堂”上谕。1901年岑春煊着手将令德堂和晋阳书院合并为山西大学堂(后改称“山西大学堂中学专斋”)。改制的过程暴漏了许多问题：书院原有经费无法满足开办学堂之需,书院原有师生也很难实现向学堂师生的转变。在“茫无依据”的改制下,新建的大学堂陷入了承袭令德堂旧制的困境。为符合癸卯学制对大学堂的规定,1904年宝熙对山西大学堂中学专斋进行了彻底的整顿,至此令德堂基本完成了改制。清廷改书院为学堂,旨在借西方的学校制度培养新式救国人才。但从中斋的教育结果来看,学堂一方面确实培养了一些新式的实用人才,但另一方面也意料之外地培养出了推翻清廷统治的革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