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后殖民理论(post-colonialism)的代表人物的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W·Said)的理论在中国产生过重要而持久的影响；他的后殖民理论对中国当代文论建设无疑是重要的和需要清理的，写作本论文的目的就是希望厘清萨义德后殖民理论踪迹，探究其理论的内在理路，以此为基础提出该理论对于文艺学方法论建设的意义。 萨义德后殖民理论在中国学术界引发的争议主要体现在：一些学者借助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指出西方在对东方(具体指中国)进行了野蛮化、丑化描述，要反对西方话语的殖民化。持此观点的学者在质疑启蒙、民主、自由话语的同时联并对中国现代化进行了否定。这类学者可能没有注意到萨义德后殖民理论中反对二元对立、也反对以一元替代另一元的观点，也没有太在意萨义德本人的理论脉络。另一些学者则指出借用萨义德后殖民理论应避免落入“东方优越论”的陷阱，同时他们以中国现代性的未完成来捍卫上个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指出这两次运动并不是简单追随西方话语，而是基于中国的现实条件。他们还指出作为“后学”的后殖民理论在西方可能是激进的，而在中国则可能起到保守的作用。其实，萨义德后殖民理论在中国学术界引发的分歧涉及过多的历史恩怨，它并不单单是纯学术内部的问题。 作为出生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后裔的西方著名学者，萨义德拥有双重身份可以使他获得一个双重超越的机会：一方面，受过西方系统教育的他能够摆脱狭隘的诸如原教旨主义、民粹主义形式的种种阿拉伯民族主义立场，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人民造成的种种苦难以他亲身体验的颠沛流离的童年记忆形式，永恒地铭刻在心，使得他能够以边缘、他者的视角重新审视西方中心主义话语或现代性神话。 在萨义德建构其后殖民理论当中，当代西方理论是其重要的方法论资源，萨义德借助福柯(MichelFoucault)的权力—知识观、规训理论揭示了“东方学”这一在西方有数百年传统的学术背后的权力规训关系；把葛兰西(GramsclAntonio)的“文化霸权”理论运用于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而德里达(JacquesDerrida)对二元对立和真理的解构也使萨义德发现东西方文化间存在所谓本质区别的说法是虚妄的。 萨义德后殖民理论主要关注的几个方面是：1.东方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对有关东方的观念进行权威裁断，乃是以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言之，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2.文化与帝国主义，萨义德指出了西方文学叙事与帝国主义事业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重要文化形式，19世纪的欧洲小说象征着现存权力，而且还强化、完善、再生产着这一权力。3.帝国的宰制与被压迫者的反抗，则揭示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在政治上与文化上存在着重迭疆域的事实。 显然，以后现代理论为主要方法论的萨义德的早期著作有实证主义的倾向，而后期有反本质主义的倾向，他所借用的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也对他的理论产生不利影响，这些矛盾反映了当代知识分子在后现代社会与文化中的真实困境。尽管萨义德后殖民理论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之处，但作为文艺学的方法论其意义仍对我们有重要的启示：一.萨义德对文本的解读揭示了文学与权力的关系，因此文学批评的职责之一就是揭示文化霸权主导下的文学活动中存在的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与欺骗性。二.对二元对立的文化本质主义的警惕，有利于我们正确处理文学定位与文学的文化选择。三.萨义德的“对位式阅读”方法的采用，提示我们文化间的对话可以寻找价值交汇的可能性与共同性，以达到“视域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