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术界对20世纪80年代后家族复兴的研究表明，在建国后三十年中，家族依旧残留于乡村社会中，家族的活动和观念以隐蔽的方式存在，并影响着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　　本文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基本判断的基础上，提出假设:家族潜存并生长于人民公社制度中，影响着国家权力在乡村中运行的情况，改变了村庄的政治格局，为论证这一假设，笔者提出了家族潜存和家族生长这两个概念。　　家族的潜存与生长主要表现在生产队层面。1962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公社制度确立以后，公社制度的特征之一是村队模式，表现为以村为队或者以队为村。村队模式使输入的制度与传统的村落社会相契合，农民在凛冽的政治氛围中看到了自己的利益，体察到地缘与血缘的亲切。因此，一方面，国家通过村队模式取代了家族组织，国家权力通过村队下传至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另一方面，国家无法斩断乡民客观的血缘关系，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村队，家族得以存在于乡村社会的潜在层面，国家的某些政策，甚至还助长了家族势力。　　家族的潜存与生长影响着村庄中的政治格局。公社制度另一基本特征是集权模式，通过高度集权的权威模式，公社确保了制度的稳定、政令的贯彻、体制的单一和计划的执行，这是公社制度在乡村社会得以强制维持的组织原因;但是由于村队模式提供了家族的潜存甚至是生长的条件，集权模式中出现其无法克服的缝隙，集权并不能保证国家权力在乡村中畅通无阻。很多情况下，国家权力在乡村中的作用也是有限的，甚至在某些与家族的冲突中，为保证乡村的稳定，国家权力不得不妥协于处于潜在层面的家族影响力。国家权力在乡村中的运行并不必然造成家族意识和传统观念的萎缩或者是瓦解，它们之间也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在很多情况下，族权与国家权力是交叉运行的。　　在人民公社时期，家族的潜存与生长有着其深厚的原因。生产力水平低下和农耕生产方式的存在是家族存在首要的物质条件，人民公社制度的输入，既没有改变乡村农耕经济方式，也没有使乡村经济得到应有的发展，其积聚的物质力量没有形成对家族真正的冲击。公社制度中的某些政策强化了家族赖以生存的空间条件和地缘关系，这些政策几乎完全剥夺了农民的迁徙和择业自由，村与村之间，村和外部社会之间又被大集体自然经济的壁垒所分割，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农村的亲族聚居;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的叠加，将村落社区成员名义上的关系与生活中的沟通紧密地压缩进家族的群体之中，他们的观念和活动不可能不带上家族的色彩。同时，根深蒂固的传统家族文化观念不可能在几场运动中就消失掉，家族观念满足了个体在归属感上的需求，同时，作为社会认可和默认的社会关系观念一直影响着乡民的行为。而且，在近30年反复不断的政治运动中，村民和干部们的生存和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传统的关系网络尤其是家族网络。　　人民公社中家族的潜存与生长对乡村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它一方面维系着公社制度在乡村社会中的稳定，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推动乡村社会的缓慢发展的原因之一。但是家族传统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它的自身无法克服的劣根性如家长制等在新的国家体制中变得更加糟糕，家族的狭隘性也使得国家的一些政治运动成为家族间复仇的机会;同时，家族落后的一面还延缓了乡村社会的转型。　　家族潜存和生长的经验表明，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传统是无法割断的。可见，对于乡村社会的改造，一条合适的路径或者通道就是将家族有效的整合到乡村政治体系之中去，实现国家政权对家族的整合，有意识的促成家族组织的革故鼎新，消除家族群体运作过程中的负面影响，使之顺应社会进步的大潮流，这样才是改造中国乡村的真正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