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共产党”一词,借自日译“共產黨”,在20世纪初期,经由中国留日群体转译入华。日译“共产”概念及其衍生词,一开始就采用“意译”,取“公有财产”之意译之。国人在最初接触到这个概念时,均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相释。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肇始。与此同时,无政府共产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兴起,一大批打着“共产”旗号的无政府党人对“共产”概念的使用和诠释,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国人对这一概念的“初始印象”。十月革命后,俄“社会民主工党”易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1919年3月,共产国际宣告成立。此后,“共产党”一词在国际间广泛流布。中国自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思潮开始风靡。各类社会主义著作被争相译介、传播,“共产党”一词的使用频率亦随之上升。但大多数人对“共产党”的理论体系和组织形态并无太多了解。不过,受激于俄十月革命的成功,一部分知识精英决心“走俄国人的路”,建立一个列宁式的政党。经过反复比对和权衡,中共早期建党者最终选定“共产党”作为党的名称,并以《新青年》、《共产党》等报刊杂志为阵地,系统地传播马列理论,宣传“共产党”的主义和目标,努力将自身塑造成一个阶级色彩醒目的“社会革命党”。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党人通过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抬高了“共产党”一词的舆论“曝光度”,初步地夺取了对“共产党”概念的使用权与解释权。但当中共将宣传方向对准工农群体时,却遭遇了不小的“碰壁”。这一时期的工农群体文化程度不高、阶级意识不强、政治参与冷感,对中共宣传的“革命大义”兴趣欠缺,甚至对“共产”一类的名词感到疑惧。这令初期从事宣传工作的中共党人大伤脑筋;加之,早期从事宣传工作的党员大多是一些知识分子,他们教育背景、文化水平和语言风格实与一般工农群众相去甚远。这也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共产党”声望的向下传播。1924年国共合作后,中共借助国民党在南方（主要是广东省）的执政党地位,大力发展工会、农会、青年团等党的“外围组织”,力图从中训练和培养工农青群体的“阶级觉悟”,建立对“共产党”的认同感;同时,在外宣工作上,中共刻意淡化“共产党”的阶级色彩,强化“共产党”的民族主义色彩,并采用了一系列简单通俗的文字、口号和诗歌,大力塑造“共产党”的革命形象。通过这种灵活的方式,中共在大革命时期的宣传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使“共产党”在部分工农青群体中站稳了脚跟。然而,更多的民众并没有消除对“共产”一词的疑拒情绪。中共在随后的宣传中也发现,以“共产党”为名,虽“旗帜鲜明”,但也“色彩鲜浓”。在一个长于望文生义的社会中,“共产党”一词,不可避免地会与“共产公妻”、“赤化过激”等谣言挂钩。北洋军阀及“反共”舆论亦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他们利用民众“畏避共产”的心理,造谣和谩骂中共是“共产贼党”、“苏俄走狗”,搞“共产公妻”,对“共产党”极尽污名之能事。部分民众很难不受到这样的影响,进而加深了对“共产党”怀疑和恐惧的情绪。中共宣传火力虽猛,但双拳难敌四手,在北伐战争初期,这些“反共”谣言和舆论对中共的形象造成了不小的打击。但随着北伐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加之北洋军阀执政失道,其所炮制的“共产公妻”等谣言不攻自破。北方许多民众本不知何为“共产党”,但因憎恶北洋军阀鱼肉百姓、横征暴敛,反而对与其为敌的中共持支持和肯定的态度。“共产党”一词在民众心中逐渐趋向正面意涵。虽然,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但是,中共却从此在国内政治舞台上站稳了脚跟。其所领导的近1000万人的农会、300万人的工会及各类青年团体,令同期从事国际共运的各国共产党都“黯然失色”。“共产党”一词,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在中国大地上流布。中共高举民族解放的大旗,成功地将自身塑造成了一个不畏风雨的“革命党”形象,吸引了大批知识青年和革命群众参加共产党。“要革命,就要加入共产党”,成为了一大批革命青年的共识。从这一角度视之,大革命对中共而言,不能简单以“失败”概之;而中共在大革命中所积累下的丰富的宣传斗争经验,也为下一阶段的土地革命蓄满了强大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