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张炜的长篇写作中可以看出一种跟随时代语境而不断发生的变化,这表现在:一是空间上的"大地意象"的渐趋淡化,"大地"不但是张炜小说中的一个创造,而且也是其作品的诗意的主要源泉,它在《九月寓言》之后的衰退,不但表明了张炜小说中诗意的衰减,而同时也反照出当代中国社会城市化和世俗化进程的不可违拗;二是精神意义上的"写作主体投影"的变化,其特征主要表现为作为作家思想代言者的"正面的知识者"形象的弱化,代表其另一面的"积极反抗的多欲者"的凸显,这也显示了当代知识分子价值的困境与调整;三是在"文体上的多变与另类化",由《古船》的"史诗体",到《九月寓言》的"神话体",再到《柏慧》、《家族》的"倾诉体",《外省书》的"纪传体",《能不忆蜀葵》的"诳语体",其文体不断求变,也逐渐走入了异书模式和另类叙述.四是主题上的由"启蒙"到"存在"再到"新感性"这样三个时期的递变,这于当代知识界的精神历程与思潮演变也是同步的.第二部分论述张炜长篇写作中的恒在特征.一是"二元对立之常",其主题构建依赖着一种二元对立模式,如农业文明与现代城市与工业文明的对立,人性中善与恶的对立,精神性与肉体化的对立,等等,这使张炜的小说总是能够有力地传达出主体的好恶与精神的立场;二是"抒情话语之常",其文体与话语的抒情特质并不依赖于作者的思想倾向的变化而变化,同时这也是构成作家写作的美学特质与艺术风格的重要因素;三是"流浪精神之常",其作品中的主人公总是有意无意地流浪与叛逆的精神气质,这与张炜个人的童年经历与文化角色上的自我定位均有关系,他们是知识者永恒的精神载体与灵魂隐喻;四是"内在主题之常",它是张炜对社会正义、历史之真、生命尊严、个体价值的执着追思,对所谓"现代性"价值的正反悖谬与人类永恒的精神困境的不懈思考.结语部分探讨张炜长篇写作中变与不变中所包含的个人和时代、个人和知识分子群体的共同的精神困惑与矛盾:首先是"现代性焦虑",这是启蒙主义思想的表现;之后是"现代性的恐慌",这其中包含了对现代性进程的反思和向存在主义立场的转变;然后是在这焦虑与恐慌之中的精神拯救的努力,这表现在,一是对道德危机的反应,对知识分子自我身份与传统价值的再确认,二是在迷失中试图寻找对现实的认可途径的同时,永远保守其乌托邦的精神理想,这是唯一可以延续知识者价值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