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有车族”。汽车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方便的同时,醉酒驾驶行为也给人民的生活带来风险。层出不穷的醉酒驾驶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给公共道路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我国为了严惩醉酒驾驶行为,出“行”入“刑”,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将醉酒驾驶行为由行政法规制范畴纳入刑法之中。《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实施时,醉驾亦正式入刑。醉驾入刑后,醉驾治理效果显著,获得了公众和学界较多的正面评价。但是,随着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司法实践不断深入,围绕该罪的问题也日趋凸显,并且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入罪标准过低、量刑不均衡、司法负担重、醉驾罪犯标签群体数量庞大、不良执法大有存在。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将会给我国的司法工作带来较大的影响。随着问题的不断凸显,甚至会危及社会稳定和国家法治发展。如何解决醉驾入刑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引发关注,也成为当前司法实务急需解决的问题。为此,本文试图从1262份醉酒型危险驾驶罪案件入手,通过总结归纳醉驾入刑以来存在的问题,分析原因,最后提出合理建议。全文四万四千余字,除引言与结语外,主体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介绍醉驾入刑的背景和立法进程。探究醉驾入刑的社会背景、理论背景和实践背景。为什么在已有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部分醉驾行为进行刑法规制的前提下,还要增设新罪将醉驾入刑。立法进程的介绍能够看到醉驾自入刑以来,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醉驾案件处理的态度。第二部分通过对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司法现状的调查揭示醉驾入刑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对某基层法院2014——2020年判决的醉酒型危险驾驶罪案件的调查分析,揭示出醉驾入刑以来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多问题,主要表现为案件数量持续增长,主刑量刑不均衡,缓刑适用率过高。第三部分介绍醉驾入刑现状的现实危害。在法律方面,不仅严重浪费我国的司法资源,还会损害司法公信力,影响刑罚的效果;在社会方面,犯罪标签的波及效应不利于社会稳定,数量庞大的醉驾犯罪人或成为阻碍社会和谐的因素;在政治方面,现代化法治建设并非将刑法作为治理违法犯罪的唯一方式,多途径治理更能体现法治现代化。第四部分介绍醉驾入刑以来存在以上问题的原因,为接下来提出改进对策提供方向。其一,醉驾入刑的入罪标准过低,将一切醉驾行为纳入刑法,忽略了行政法治理轻微醉驾行为的能力,导致醉驾犯罪基数过大;其二,量刑轻微,刑罚功能空虚,缺乏量刑梯度,使情节恶劣的醉驾者不能受到应有的处罚,且量刑情节机械,“一刀切”式量刑没有针对性,导致刑罚收效甚微。其三,执法力度和执法方式对醉驾入刑的影响严重,醉驾入刑前执法力度松懈是导致醉驾治理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醉驾入刑后的不良执法方式违背犯罪预防原则,一味的强调入罪导致醉驾案件数量暴增,无端增加了许多身份为“罪犯”的民众。第五部分提出改革醉驾治理的法律规制建议。一是完善行政处罚处置,提高醉驾入刑门槛,合理划定醉驾入刑的标准,将轻微醉驾行为分流到行政处罚中,做到“行”“刑”衔接规制醉驾行为;二是加强醉驾行政执法,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三是提高醉驾刑罚标准,引进有期徒刑,丰富刑罚档次,还要合理适用缓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