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哲学史上,柏拉图“第一个挑起了诗与哲学之争”,但他对这个争端的解决却显得颇为晦暗不明:在《理想国》中,他贬低诗的价值,要“将诗人驱逐出理想国”,而在《裴洞篇》中,他又让“哲人”苏格拉底临终作诗。由此引出了一个重要的“谜题”:“艺术苏格拉底”是何以可能的?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或美学的视域下,而较少从教育的立场对这一问题进行阐发。本研究即是回到柏拉图的思想本身,尝试阐释他是如何在批判诗及诗人的同时又在教育上为诗留有空间,进而揭示他这一“妥协”背后的隐忧。基于此,本研究首先分别从形而上学、心理学和伦理学三个层面阐释柏拉图对诗及诗人的批判,以及他为诗留有的教育空间。在形而上学层面上,柏拉图通过三重世界的建构,批判了诗人的欺骗之罪,妨碍灵魂的转向,但诗的摹仿术作为“原型”教育的手段,可以弥补哲学教育的抽象性所带来的缝隙。在心理学层面上,柏拉图借助灵魂三个部分、四种状态的区分,将诗划入低贱的位置,但在促进儿童的和谐发展中,诗因其特性又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伦理学层面上,柏拉图批判了诗的道德失范之罪,但诗又可以通过快感和痛感的训练,以及至善至美的人物形象的树立,影响人的第二天性。从这三个层面的阐释中,可以看到,柏拉图主要基于儿童天性和城邦教育上的考虑,为诗在城邦中留有些许空间,寻求诗与哲学的妥协。更进一层来说,这种妥协一方面体现出柏拉图并未放弃对“真”的执着追求,另一方面又出于对诗教传统的敬畏,对人类理性的局限和“哲学王”悖论的清醒认识,以及对哲学家危险处境的顾虑而不得不作出必要的让步。历史地看,柏拉图在诗与哲学之争中衍生的诗教思想,因其对话的形式所留下的敞开的问题以及对人的整全发展(特别是美育)的关照,对西方诗教思想传统有着深远的影响。不仅仅如此,他的诗教思想与孔子的诗教思想是相契合的,都关注人的灵魂健全和终极性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