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泄漏所产生的放射性物质不仅对人身和财产造成损害,而且对生态环境也产生负面影响。目前,世界上两起七级核泄漏事故导致的核污染土壤修复工作,仍在进行之中。由于我国尚未发生过核事故,且土壤修复活动仍处于起步阶段,这造成了核事故所产生的核污染土壤的修复制度建设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鉴于核污染土壤修复污染原因、修复技术和修复模式的特殊性,亟需相应的法律制度对其予以规范。核能产业高速发展的现实背景以及核能风险的不可规避性,使得建构我国核污染土壤修复法律制度必须未雨绸缪。在分析我国现状和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我国核污染土壤修复法律制度应当从修复主体、修复行为以及保障措施等方面进行构建。首先,我国立法明确规定土壤污染修复遵循污染担责原则,加之核事故致损的特殊性,故土壤污染修复责任主体具有唯一性,即核设施营运人。但事实上,在应对核事故造成的环境修复时,政府基于保障公众健康和保护环境的法定义务以及公众基于保护公益的义务,也宜纳入修复主体范围,以此形成政府、核设施营运人、公众和第三方机构合作共治的模式。当然,为保证修复目的的顺利实现,有必要进一步厘清参与主体的权责关系。其次,核污染土壤具有辐射危害性,但其却不属于危险废物或放射性物品,修复该类型污染土壤的行为不能适用于现有危险化学品或放射性物品污染防治法律规范或法律制度。而当前土壤修复相关法律法规又仅仅监管运输行为,并不足以防治核污染土壤的辐射危害和二次污染,可见我国对核污染土壤修复行为的监管存在规范空白和规范的针对性不足的问题。参考日本相关立法,出于保护生态环境和保障公众健康的考虑,对核污染土壤修复行为的监管应包括污染土壤的清除、保管、运输和处置全过程,并对各环节予以细化管控。最后,现行核土壤污染修复的保障措施存在核设施营运人的财务保证措施不健全和政府的财政激励措施不完善的问题,为保障修复资金充足稳定和调动修复主体的积极性,需要强化核设施营运人的财务保证措施和细化政府的财政经济激励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