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1942年—1965年中国文学作为具有自身话语系统的相对独立阶段,以“革命的世俗生活”这一特定视阈为中心,在尽可能还原作品、作家与时代语境三者内在联系的基础上,考察1942—1965年中国文学中“革命性”与“世俗性”的进退浮沉。导论部分首先对本论文的研究视角、设想、思路与方法作必要的阐释和论析。本文的基本研究视角是革命时代中“世俗性因素”的变化、及文学作品中“革命性”与“世俗性”相互作用的结果与表现。在简要介绍当下学界关于20世纪革命文学研究立场的分歧与争议后,提出以“世俗性”视角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尤其是20世纪中国革命文学的设想与意义。导论部分的重点是通过辨析“世俗性”及相关概念提出“革命世俗观”的研究理念:革命对世俗生活的规约、改造与重组;世俗生活对革命话语的转化、消化与承载;及这两个方面通过作家审美转化在文学作品中的呈现形态。第一章意识形态规约与文学世俗性演化,本章是对1942-1965年时代语境的整体性勾勒与历时性梳理。其中,第一节就与文学“世俗性”关系密切的三个问题论述时代语境对作家创作的引导、规训与惩罚。第二节分别以1942-1949、1949—1958、1958—1965三个历史时段为研究对象,通过文艺政策、作家心理、文艺运动和作品状态等方面阐析“世俗性”因素是如何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发生时段性演化的。第二章人性与阶级性,本章通过对文学作品的具体解读,辨析作为“世俗性”与“革命性”相关物的“人性”与“阶级性”是如何在文学中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和相互妥协的。通过分析相关文献理论,着重辨析“人性”与“阶级性”的内在关联性。“世俗幸福的流向与分配”一节分析和阐释了文学作品中“人性”受“革命性”严格规约后自身调整、生长和实现的特有方式。第三章家庭、恋爱与革命话语,本章通过对革命文本中“英雄”和“大众”两类群体婚恋方式和家庭模式的阐析,考察1942—1965年文本中家庭婚恋话语在革命领地中的位置、呈现方式与独特性质,以此展现革命话语与婚恋话语的互动:一方面是革命对家庭的震荡式冲击,另一方面则是家庭婚恋借助革命所完成的两性关系新模式的重建。第四章社会风尚与革命仪式,本章将从风尚习俗和伦理逻辑两方面,通过文本解读,阐述革命理念如何经过仪式感的行为渗透进民众的日常生活,演化为革命仪式下的民间风尚、世俗信仰与日常伦理。革命小说中,作者往往通过嫁接、颠覆和模拟三种模式,建立血缘伦理与阶级伦理之间的逻辑联系。革命仪式与社会风尚相互生成又相互规约,总体来说,在重大立意中穿插轻盈的风俗风尚的调和方式几乎是当时作家普遍的写作自觉。第五章敞开的私人场景与延伸的公共空间,本章将通过文本细读呈现革命日常生活中的常见场景:战斗指挥部、旧祠堂里的批斗会场、新的县政府与区公所等具有新制度意味的公共空间。以此说明:私人空间的逐步缩减直至消失是1942—1965年文学的基本特征与总体走势。情理冲突、城乡冲突、知识者与劳动者这三类冲突,是叙述者转化空间冲突常用的转化方式。在此基础上,论文进而阐明这三类冲突的最后结果:日常生活本质化,这是叙述者通过“空间改造”建构意识形态整体性的最后策略。结语:影响文学世俗性的三个因素——受众、作者与语境,论文在意识形态规约的大语境下,在受众与作者相联系的思路中简要阐述文学作品两端的两类主体。通过引入王国维和傅雷等人的相关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阐明1942—1965年文学“世俗性”因素的来由、情状与缺失。最后,论文提出1942—1965年中国文学的世俗生活叙述外壳中“无事悲剧感”的消泯这一总体属性与艺术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