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合同违约方是否享有合同解除权,当前我国实践及理论界对此均存在显著的差异认知。实践司法立场中,尤其对于合同违约方是否享有当前《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权,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解释及适用。同时,对于合同不能履行情形,有的法官直接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做出解除合同的判决。由此观之,实践中明显存在着合同违约方请求解除合同适用法律依据的困境。关于违约方解除合同的相关立法规定,前期《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以及2019年11月18日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明确指出违约方在一定条件下可申请司法解除合同,针对违约方可解除合同的直接性规定再次引发了关于违约方解除权的热议。2019年12月28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征求意见稿中删除了《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中的第三百五十三条第三款关于违约方解除合同的直接性规定。目前,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中,亦是维持删除有关违约方解除合同直接性规定的现状。学界中对合同违约方解除权的争议,则主要围绕合同解除制度遵循的基本法理、道德、实际履行制度缺、效率违约理论、法律规定文义解释等方面对违约方享有合同解除权正当与否进行了探讨分析。通过对案例的实证研究,当前主要任务是为解决因违约方提出解除合同而产生的“合同僵局”及法律适用问题,同时避免违背严守合同原则,防范任意违约道德风险等情形。对此,违约方司法解除的明确规定,一定程度上是对争论违约方是否享有解除权对立式观点的过渡设计,是在司法程序控制下,审查违约方符合非恶意性违约、继续履行将出现严重亏损、愿赔偿损失进行补救等情形时,使当事人脱离合同,以解决实践合同僵局困境。限制下的解除规定也可视作违约方解除合同将产生的社会效应的检验性规定。相关制度设计方面,总体思路上至少可通过司法解释等具有效力性的规范,以给予审判鲜明指引,引导灵活的审判思维。总之,明确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效力性规范,严格控制违约方解除合同的要件,既防范道德风险等机会主义行为,也利于完善立法设计,制定出合法合理保障合同各方当事人利益的优化性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