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中,存在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采用何种执行机制的问题,另一个是拒绝执行的理由应包括什么内容的问题,前者是国际商事和解协议跨国执行的基础,后者则关系到对执行申请的抗辩。在执行机制方面,国际上共存在四种模式:一是将其作为合同履行;二是经法院确认或公证处公证后赋予其执行力,通过国家间的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机制执行;三是转化为仲裁裁决,通过《纽约公约》下的仲裁裁决执行机制执行;四是直接执行。《新加坡调解公约》中规定的是直接执行机制。在拒绝执行的理由方面,各国的实践做法亦不同,可概括为和解协议有效力瑕疵、争议事项不可调解、过程缺乏正当程序和违反公共政策四个方面的内容。《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规定在此基础上内容更丰富,可以分为当事人相关、和解协议相关、调解过程相关、公共政策与可调解事项相关四类。我国的国际商事调解事业蓬勃发展,但在执行的问题上仅有司法指导性文件进行规定,在形式上缺乏正式立法,不具有法律效力;内容上也不尽完善,在适用中缺乏正当性。通过对国际上现有执行机制及拒绝执行的理由进行比较分析,认为《新加坡调解公约》规定的直接执行机制相较而言更具有优越性,拒绝执行的理由也较为全面。我国应以新签署的《新加坡调解公约》为契机,借鉴公约优秀成果,构建我国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制度。在执行机制方面,我国应参照《新加坡调解公约》建立起和解协议直接执行的机制,在立法中确认和解协议的执行效力,细化包括申请执行期间、管辖法院、费用缴纳和协议审查机构等执行程序规定;在拒绝执行的理由方面,从和解协议相关的理由、违反正当程序、违反公共政策或者争议事项不可调解三项内容入手进行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