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杨绛创作了几部喜剧，由于历史原因，仅存《称心如意》、《弄真成假》两部，剧作当时一经上演即取得了成功，得到李健吾、麦耶、孟度等评论家的一致好评，将它们称为继丁西林之后最成功的中国现代风俗喜剧。　　本文从杨绛身上长期被忽略的性别意识角度切入，通过分析两部喜剧文本的取材特征，探讨她特殊的女性创作立场，同时，通过对喜剧结构的分析，探究剧作中所包含的独特而复杂的女性性别意识内涵:作为女性，一方面她具有独立自主、敢于追求自我幸福的“人”的意识，另一方面却又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父权”的依从和臣服，女性无法真正从心理上独立，从某个层面来讲女性放弃了作为“人”的一部分权利，来成全了“女人”这个身份。故在剧作的性别意识中，它有积极进取、现代的一面，也有消极忍让、传统的一面，这两者之间碰撞、纠结，形成了一种复杂的性别意识。正是在这样一种性别意识的影响下，作品中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关系显得既现代又传统，貌似平等的背后却暗含着森严的传统等级秩序，女性与男性在社会现实面前，地位仍然不平等，女性还是处在男性的权威之下，依然依附于男性或以男性为代表的家庭，无法真正成为一个平等的社会公民，女性生存的困境，再次让她们走入命运悲剧的轮回之中。由此，本文揭示出剧作在这种独特的性别意识影响下形成了明显的女性悲剧意蕴，让读者在感受到喜剧带来的轻松与愉悦的同时，不自觉地体会到，在社会现实面前，以生存为前提的日常生活处处存在着危机与困境，作品社会层面的悲剧意蕴的价值从而得到彰显。最后，本文从杨绛自身和社会历史背景两个方面，对剧作中性别意识与悲剧意蕴的成因进行分析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