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对科学的伦理学反思早已有之，然而，科学真正进入伦理学研究的中心，乃至作为学科建制的科学伦理学的正式形成，还是比较晚近的事情。在以科学为“形而上学”的现代性背景下，科学不但始终未曾作为一个真正的、独立的伦理问题被人们所思及，而且以其二元对立的本体-认识论思维方式及其科学世界观造成了“现代性”道德的双重危机：　　 一方面，在“科学认知主义”知识信念的宰制下，回应因科学世界与伦理世界的分裂而产生的“休谟难题”，给予伦理学这一以“应当”为价值视域的规范科学以一个可见的科学性基础，不仅成为伦理学作为一门“严密科学”的关键，而且也是伦理学面对自然科学的知识典范得以立足的基础。正是出于这种知识论的考虑，使近代伦理学家们断然放弃了传统的美德伦理进路，而走上了追寻普遍价值标准的规范伦理的“科学化”道路，并在元伦理阶段达到了极致。其间康德发动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虽然力图扭转这一科学主义的主导方向，并成功地使伦理学摆脱形而上学的桎梏而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仍然无法在根本上阻止伦理学领域内的科学化趋势。因而，伦理学在最讲科学的情感主义伦理学那里变成一门“非科学”，从而陷入知识合法性危机也就成为逻辑的必然。与此同时，与科学主义思潮相对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虽然对此有所反思，但却在对理性主义伦理学的逆反中走向了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的非理性极端，从而从另一个侧面加深了科学-伦理的“是-应当”难题；　　 另一方面，在启蒙运动的现代性文明背景下，现代科学及其思维方式同时也映射和渗透到社会伦理和道德生活实践之中，并形成了由科学主导一切的“英雄主义科学范式”，从而不仅对本源意义上的伦理世界造成巨大的破坏，极大地挤压着传统的伦理场域和道德空间，而且因之使现代人类道德生活进入一个“伦理缺场”和“道德出域”的、既无伦理精神也无道德主体的科学世界图景中，造成了诸如生态危机、资源危机、信仰危机等现代社会的诸多实践悲剧，并进而使科学自身也陷入合法化危机之中。于是，重新审视现代科学及其“形而上学”地位，重新审视现代性构架中的科学-伦理关系，就成为伦理界的理论共识。科学伦理学正是在作为“形而上学”的科学亦被纳入伦理学视域，以及伦理由此开始逐步摆脱科学的“本体-认识论思维"，重新面向其“生活世界”之根这一双重的历史背景下生成的。　　 然而，虽然科学伦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现代性”道德危机尤其是现代伦理学知识合法性危机的救渡方式出现的，但由于科学伦理学研究目前尚处于一种“前伦理学”的不成熟状态，加之人们基于“单向度思维”理解科学伦理学的问题、学科特性以及思维方式，在其建构中出现了“道义-后果”的方法论之争以及科学伦理“匡正科学”的极其有限性的实践悖论。而回归科学伦理学的生活世界基础我们可以看出，科学伦理学是直接针对生活世界语境中的实践问题进行设问的，这些问题并不能简单地归之于科学问题或伦理问题乃至科学伦理问题，而是需要不同学科、各个领域来共同应对的“生态”问题，由此不仅决定了科学伦理学是一门“原理”与“应用”、“生活世界”与“意义世界”、“真”与“善”有机统一的应用伦理学；而且决定了科学伦理学在其学科建构和实践活动中必须借助于“生态本位”的伦理学方法和生态理念，融合不同的道德类型学的方法论视角，在科学-文化-经济-政治的有机生态中“匡正科学”，才能为彻底走出“现代性”道德危机和科学伦理学的建构之争提供一种合理的求解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