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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诗词创作独具特色，兼具艺术性和政治性，被誉为中国现当代杰出诗人。上世纪 40 年代起，就有译者将其译介到国外，如聂华苓，威利斯·巴恩斯顿等。中国学者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不断再译毛泽东诗词，如许渊冲、李正栓等人的译本。针对毛泽东诗词的翻译，国内学者仅语言层面所做研究较多，因此还需要从新的角度来进一步研究这两个译本。
“译者行为批评”是由中国本土学者周领顺提出的原创理论体系，以译者为研究对象，从翻译内和翻译外探索译者与译本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语言层面和社会层面探讨译本生成过程中译者行为形成的内因和外因，有助于更深刻的认识翻译这一特殊的跨文化交际现象。本文以李正栓Selected Poems of Mao Zedong:in Chinese and English（2010）和聂华苓The Poetry of MAO TSE-TUNG (1973)作为比较对象，从周领顺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出发，对两位译者的译者行为进行了分析、对比和评价。
本研究采用描述性比较法，从译者的译内行为和译外行为两方面出发，对两位译者的译者行为合理度做判断。首先，基于“求真-务实”连续统模式，分析两位译者在翻译内作为“语言人”的译者行为，主要是“形式”、“意义”、“修辞”三方面，就语言层面和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与方法上对两位译者的译内行为做了对比分析。其次，作者对两位译者作为“社会人”的译外行为因素做了分析，主要探讨了译者自身因素、历史语境和读者意识对两位译者及其英译本的影响。最后，结合两位译者的译内行为和译外行为因素，基于周领顺提出的译者行为准则，分别对两位译者的译者行为合理度做出判断。
通过分析发现，在“形式”的翻译上，李正栓的译者行为保持了高度求真，而聂华苓放弃再现原文的韵式和句式，其译者行为倾向于“务实”。在“意义”的翻译上，李正栓的译者行为整体倾向于“求真”，而聂华苓则是“半求真”。在“修辞”的翻译上，两位译者的译者行为都是“求真”。而他们对文本所做的一切调整都与他们的译外行为因素息息相关。整体来说，两位译者的译者行为都处于合理的范围内。
本文通过对比两位译者的行为及其合理度，试图检验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实践性，并希望通过客观评价毛泽东诗词的英译本，为日后汉诗英译实践提供参考。
“译者行为批评”是由中国本土学者周领顺提出的原创理论体系，以译者为研究对象，从翻译内和翻译外探索译者与译本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语言层面和社会层面探讨译本生成过程中译者行为形成的内因和外因，有助于更深刻的认识翻译这一特殊的跨文化交际现象。本文以李正栓Selected Poems of Mao Zedong:in Chinese and English（2010）和聂华苓The Poetry of MAO TSE-TUNG (1973)作为比较对象，从周领顺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出发，对两位译者的译者行为进行了分析、对比和评价。
本研究采用描述性比较法，从译者的译内行为和译外行为两方面出发，对两位译者的译者行为合理度做判断。首先，基于“求真-务实”连续统模式，分析两位译者在翻译内作为“语言人”的译者行为，主要是“形式”、“意义”、“修辞”三方面，就语言层面和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与方法上对两位译者的译内行为做了对比分析。其次，作者对两位译者作为“社会人”的译外行为因素做了分析，主要探讨了译者自身因素、历史语境和读者意识对两位译者及其英译本的影响。最后，结合两位译者的译内行为和译外行为因素，基于周领顺提出的译者行为准则，分别对两位译者的译者行为合理度做出判断。
通过分析发现，在“形式”的翻译上，李正栓的译者行为保持了高度求真，而聂华苓放弃再现原文的韵式和句式，其译者行为倾向于“务实”。在“意义”的翻译上，李正栓的译者行为整体倾向于“求真”，而聂华苓则是“半求真”。在“修辞”的翻译上，两位译者的译者行为都是“求真”。而他们对文本所做的一切调整都与他们的译外行为因素息息相关。整体来说，两位译者的译者行为都处于合理的范围内。
本文通过对比两位译者的行为及其合理度，试图检验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实践性，并希望通过客观评价毛泽东诗词的英译本，为日后汉诗英译实践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