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长期的农耕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人口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对工商业的抑制。人口的激增最终使“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演化成了长期抑制工业强盛的资源强约束。新中国成立后的周边地缘政治紧张和“工业强国”思想,必然形成以国家的力量推动重军工业发展的战略。为了降低和亿万小农交易的成本,政府采取了农地集中以全额抽取农业剩余、城乡分割和控制城市居民收入全额抽取城市剩余的三位一体战略措施,短期内就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但按人口平均分配生活资料的利益机制所导致的鼓励人口增加、投入抑制,进一步降低了禀赋条件,并最终导致农村集体经济制度的自行瓦解,重新恢复了农地个人使用的制度安排。人地关系的日益紧张成为长期约束后,农地使用权的均分就成为农村社会经济稳定的必然选择,这就必然导致农业经营的细碎化特征。在国家无力支撑庞大农业人口基本保障功能的现实约束下,这种功能也就自然落在了农地上。同时农地通过实行归集体所有、禁止市场化流转和承包制50 年不变,来最大限度地保证农地个人使用的长期稳定性。但也因此造成农地基本保障功能以外的商品化比率低下,农地的规模化经营难以采用以市场的力量集中农业资源加以推进。“承包制”的制度激励和农业技术进步的双重作用,使农地产出率不断增加,导致农户由生存目标转向市场化目标,小农“细碎化”经营在面对农产品庞大市场需求过程中,无疑会造成交易成本畸高不下、市场风险居高难降的局面。追求规模化经营就成为亿万小农满足生存目标之后市场化经济目标的迫切要求。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原有的农产品流通环节国家垄断经营的模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居民对鲜活农产品的需求,农产品流通领域开始产生了向较大规模资金集中的市场推动力,农业流通企业得以迅速成长。为了保障有稳定的农产品来源,农业流通企业和众多小农交易也面临着交易成本不断推高、市场风险不断加大的局面。将为自身提供农产品的小农加以规模化组织,就成为农业企业追求稳定经营的迫切需求。因此,在农地使用权均分和农产品流通市场需求的双重作用下,农业规模化经营得以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