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戏剧创作之路始于抗战。从抗战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戏剧成为老舍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并取得了重要艺术成就。但从研究现状来看,学术界对于老舍的戏剧研究仍然重视不够,即使不提与小说研究相比存在的比例严重失衡,单就戏剧本身而言,也还是不够充分的。这主要表现在,学术界对老舍的戏剧研究主要集中在《茶馆》等个别剧作,对于其他剧作缺乏应有的重视。与此同时,很多学者将老舍抗战时期的戏剧作品视为不成熟的试验之作,认为老舍建国后戏剧创作取得的艺术成就远高于建国前,由此导致了对老舍戏剧研究的另一个不足之处——“割裂式”研究,即只研究老舍建国后的戏剧创作或抗战时期的戏剧创作,且对前者的研究成果远超过后者。在这种研究态势下,对老舍的戏剧创作进行整体性的把握显得尤为必要。论文试图将老舍从抗战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戏剧创作视作一个整体加以观照,探讨老舍的戏剧之路在迎合时代走向和需要的过程中有着哪些妥协和退让,又有着哪些未被充分察觉的作家主体性坚守,并且以此为切入点,探索其背后的潜在原因,以此还原一个在时代召唤和主体坚守之间两难的、真实的剧作家老舍。本论文分为三章进行论述:第一章:老舍戏剧创作的“因时制宜”。老舍的戏剧创作在时代的召唤和需求下有着明显的变化,此前的研究或囿于某一时期而缺乏整体性的考察,或单以戏剧创作水平的高下进行折线式梳理,未能对老舍戏剧创作的整体走向作出全面的具体的研究。本章旨在弥补这一不足,从作家自我身份定位、创作重心的转移以及题材的选取角度进行探讨,论述老舍戏剧创作在大时代的背景下有妥协亦有回归的趋时性走向。第一节通过梳理老舍抗战以来的戏剧作品,探讨作为戏剧家的老舍其创作目的的变化,本节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方面延续了将老舍的戏剧创作划分为抗战期间和新中国成立以后两个时期,前者以服务抗战为中心,后者以歌颂新生为重。另一方面又以《龙须沟》一剧为分界点,将新中国成立后的老舍剧作进一步细化为“理性之赞美”与“狂喜式歌德”两个阶段。第二节从戏剧创作本身入手,探讨老舍建国后由“事随人走”到“有事无人”的创作重心位移,旨在论述自《龙须沟》一剧之后,老舍戏剧中的人物塑造逐渐在跟风政治的创作模式中失去现实的土壤和生活的底蕴,走向符号化。但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是一个直线下降的过程,其中有过两次峰回路转的“意外”,而这正是第三节所要论述的内容。第三节探讨的是老舍整体以火热的当下现实为题材的戏剧创作中出现的两次转向,即向历史题材回溯。既是机缘巧合的气候适宜,也是老舍内在思索的自然流露,成就了老舍戏剧创作之路上不一样的风景。第二章:老舍戏剧创作的主体坚守。老舍在时代前进或回转中的走向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不意味着老舍因服膺于抗战和歌颂而全然妥协,相反,作家主体的精神坚守在其戏剧创作中是有迹可循的。但学术界对此的研究较少,且多停留在《茶馆》等剧体现出来的讽刺与批判意识,既不全面,也不够深入。本章即是以此为出发点,从底层书写、国民性批判与启蒙、朴素的道德批判以及文学主体性坚持四方面对老舍戏剧创作中呈现的思想和精神坚守作进一步的发掘和探索。第一节主要围绕老舍戏剧的底层书写入手,旨在论述老舍的底层意识在其戏剧创作中的一贯延续和独特性认知,即以底层人的境遇作为剧作呈现的主要对象,以此追踪不同社会背景下底层贫民的生活变化,同时体现了老舍对底层平民的坚毅自持、有情有义的理解之肯定。第二节探讨老舍在戏剧作品中体现出的国民性批判与启蒙意识的延续,以此来纠正认为自抗战开始老舍便“由启蒙者转向迎合者”的观点,旨在论述老舍并未在救亡与歌颂的大时代中放弃国民性批判的精神和立场,而是在新的时代和环境中对启蒙进行继承和发展。第三节探讨老舍一贯坚守的朴素的道德批判立场。围绕“钱本位”、“官本位”等老舍小说中展现出的朴素的道德批判视角,旨在论述老舍的戏剧对道德批判精神的延续,以及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断拓宽的批判深度和讽刺内涵。第四节从老舍“民主剧本”的集体化创作模式入手,探讨“改”与“不改”背后常常被忽略的或隐或显的主体性文学坚守。第三章:“去从”与“取舍”之间的复杂动因。本章旨在从文学环境、主体意识、历史文化等角度探讨老舍在趋时性选择与主体性坚守之间两难的复杂原因。第一节围绕“文学场”的历史转变,探讨抗战期间和新中国成立后两个历史时期“生态环境”本质的转换和差别对老舍的戏剧创作产生的必然影响。第二节从“感恩情结”入手,对老舍建国后流露出的感恩意识进行补充式研究,探讨其感恩情结的多维度复杂内涵对其戏剧创作产生的必然性影响。第三节探讨老舍戏剧创作中流露出的“新”与“旧”之间的迷惘和困惑,并由此进一步考察老舍思想观念中隐含的浓厚的传统意识对其创作的影响。第四节围绕老舍身上体现出的浓重的“士”意识展开,旨在论述建国后老舍创作发生的一系列转变与传统的士大夫观念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并由此引出笔者对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上难以摆脱的困境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