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多次受到西方的强烈冲击,引发社会层面的广泛变化,特别是新式学校的兴起乃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产物。自晚清至民国,学生数量不断增加,影响力逐渐增强,从而形成了特殊的学生群体。“五四”运动以后,学风之转变亦促使学生角色发生诸多变化。民国时期的学潮问题牵连不断,并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波动,既有其积极的层面,又不可避免地走向消极一端,逐渐陷入困境,演变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通病。北洋大学作为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初期因师资匮乏,不得不大量延请外国教员,以致超过中国教员的数量,形成了以外教为主,中教为辅的师资构成特点。1920年6月法科停办之后,北洋大学转型为一所专办工科的理工类大学,其办学实力遭到严重削弱,影响可谓深远。北洋大学以严格为名,同时因历史传统所限,学校管理方面相对保守,进入20年代之后,相对滞后的学校制度也亟待改革。“五四”以后,北洋学生的课余活动更为丰富,学生社团如“雨后春笋”,思想的解放也带来了观念的变化。他们不再拘泥于学校成规和现实的羁绊,变得勇于诉求,执著于改变,希冀通过自身的努力促进学校及社会的进步,而这也为之后的学校风潮埋下了伏笔。1924年初,教育部因颁布《国立大学校条例》引发教育界风波。由于该条例中所涉及的“董事会”设置等内容,意在于加强政治对教育的干预,此举违反了“教育独立”的原则,故而招致北京大学教授的群起反对,但最终却毫无结果,同时该条例的颁布亦成为随后北洋大学“驱冯”运动的导火索。“驱冯”运动的爆发,一方面在于学校制度方面的相对滞后,学校管理方面的相对保守;另一方面,北洋学生亟待改革的诉求与校方的严格管控之间产生了诸多矛盾,学校风潮亦难以避免。1920年代“学潮日涨,学风日坏”现象的出现,与“五四”以来学风之转变存在着莫大的关系。学潮因学风而起,并非学风因学潮而坏,学风是因,学潮是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