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不仅是两宋道学的集大成者,而且是成就斐然的文献学家;身为理学泰斗,却能跳出理学的藩篱,客观审视理学末流的弊病,用实际行动纠正宋学沉湎于义理、忽视汉唐注疏的缺失,使“理学重复回向于经学而相绾合”。[1]朱子之学,“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在重义理的同时不轻视传统考据之学,在文献辨伪、校释等方面建树颇多,实开清代“汉宋兼采”之风。一代理学宗师的身份使朱熹在文献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常被人们忽视,正因为如此,本文以朱熹的文献学成就为议题,集中揭示朱熹在古书辨伪和校释方面的辉煌成就,同时指出其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意义。全文分引言、正文、结语三部分:一引言,概述朱子文献学研究的现状及本选题的意义。二正文分为两部分:(一)朱熹的文献辨伪。他一生辨别的伪书有五十余种,涵盖经史子集四部。朱熹辨伪,大都具有开创性,辨伪的方法和精神对后世的影响都很大,后世学者如吴澄、梅鷟、阎若璩、顾颉刚等人无不承认朱熹对他们的巨大影响。正如白寿彝所指出的,“在当时能提出一种辨伪书的具体方案,并能应用这样多的方法的人,恐怕要推朱熹为第一人了。”[2]本部分以朱子辨伪的背景、原因为切入点,着重分析朱熹辨伪的方法和意义、其对清初学风的影响、以及朱熹在中国辨伪学史上的特殊地位。(二)朱熹的文献校释。他一生共校书八十多种,笺释的典籍除了《四书集注》外,另有《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等,影响都很大。朱子校释典籍,主旨是宣扬理学思想,但同前期宋学家却有本质不同,他主张应该首先弄通文字、音韵、训诂,指出经学诠释是论道的基础,严厉批评了晋宋以来只重义理不重注释的学风。朱熹之校释成果,或刊为定本(如二程著述),或本书与校注并行(如《周易本义》、《诗集传》、《四书章句集注》),或校注单行(如《韩文考异》),或载于题跋、读书记及师友讲论中,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本部分将朱熹放在中国经学史的大背景上加以考察,重点论述朱子校释典籍的特点、方法,揭示其对中国传统学术发展的独特贡献。三结语。对全文做出总结,并揭示朱熹在中国文献学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