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体制、政策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原因，我国银行积累了巨额不良资产，至2002年底我国不良资产的余额约为2亿元。如何控制、盘活银行不良资产，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更是银行业的头等大事。我国自1999年4月20日逐步组建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与处置银行不良资产，主要对符合条件的不良资产政策性剥离后采取债转股、出售等方式解决不良问题。虽然目前来看资产管理公司的运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们仍应清楚地认识到资产管理公司处置手段的单一使得大多数不良资产的处置也不过是金融风险由银行向资产管理公司的转移，而不是消除。剥离固然有利于解除历史包袱，但更重要的是剥离以后如何继续处置这些不良资产。本文共分四大章，章节安排主要是依据因果关系展开的。第一章试图通过一个博弈树模型阐释我国不良资产形成的特殊体制及政策原因。在章节开始，本文先做了一些大胆假设，在这些假设的前提下，引出以下博弈树模型（其中B代表银行做出决策；C代表企业做出决策） B 贷 不贷 C （0，0，0）履约 违约（Arn，G1，M1） B 催收 不催 C （-A-Arn，G1，M1+A+Arn-X3） 还款 不还(Arn-C，G1-C，M1-X2) (-A-Arn-C，G1-C，M1+A+Arn-X1)通过对这个模型进行分析，我们共得出三个结论：一是由于使得政府、银行<WP=3>与企业三方都获得预期效用最大化的支付不是同处于一个点上，因此我们在这个模型上找不到实现“三赢”的均衡路径。由于我国政府对银行信贷的干预，通过行政干预强行使（贷，违约）成为均衡路径，长久以往，只能造成银行不良资产的大量堆积；二是对于“贷－违约－不催收”这条路径，政府与企业都能达到最佳支付，而银行的支付虽然不是其最佳选择，但作为银行在担忧不良贷款形成的同时，很自然会联想到政府这个充当“最后付款人”的角色。最后，银行妥协的结果势必造成“贷款－违约－银行不愿催收”这样一条路径。银行不良资产就这样形成了；三是通过上述博弈分析，我们似乎可以建造这样一种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借款人拖欠贷款的损失比不按时还款的额外收益要大，从而使得“银行贷款－企业履约”是最优路径，这种体制的建立可以作为化解我国不良资产的一条基本思路。通过以上博弈树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我国银行不良资产形成的特殊体制及政策原因。本文接着便分析了我国不良资产形成的特殊原因：即体制原因（由银企改革的6个非对称性引出）、政策制度原因（由中央及地方政府对银企的干预引出）、企业内部原因（拨改贷引起的资本金不足以及企业经济效益低下）、银行内部原因（产权关系不明确及信贷监控机制软化）以及我国资本市场建设欠缺所造成的外部环境原因。第二章本文着重介绍了目前国际上处置不良资产的经验。首先介绍了美国的RTC模式，接着通过比较东亚的日本与韩国处置模式的异同得出了对中国处置不良资产的启示，包括：积极依靠政府支持；设立专门机构及采取多样性手段处置不良资产；正确对待折价出售；严把贷款第一还款来源关；调整信贷结构从而积极扶持健康的中小企业等等。第三章是关于我国不良资产现状的大透视。我国自99年成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以来，截至2002年底，累计处置不良资产达到3014.42亿元。尽管如此，我国目前仍有近2万亿不良资产未得到处置。目前中国处置不良资产的中坚力量是资产管理公司，它在投资方式及政策扶持方面具有银行不可比拟的优势，但其局限性也不可忽视，例如：激励及约束机制欠缺；资产处置方式有限且退出机制不畅；面临企业道德风险、银行道德风险和资产管理公司道德风险等等。商业银行近些年来在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方面也进行了一些努力，但主要是对增量不良资产的控制，而对存量不良资产由于分业经营的限制，目前较多采用呆<WP=4>帐核销的方法，这显然不符合现实要求。但今后的发展趋势有望放宽对银行处置不良资产的一些限制。第四章是基于以上三章的分析，对我国化解不良资产提出了一些建议，主要着眼于以下几方面：一是基于银企唇齿相依的关系，解决银行不良资产的根本措施在于大力推进国企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培养企业的信用意识。只有企业有钱了，企业还款的信用意识提高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不良资产问题；二是建议银行积极参与企业的成长与建设过程，树立与企业共同发展的战略思想；三是加快银行的商业化改革步伐，理顺产权关系，硬化银行的信贷管理；四是通过建立健全资产管理公司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理顺资产管理公司与企业、银行和政府的关系，拓宽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退出通道等等方式发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优势。债转股虽然是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主要手段，但加强债转股后对企业的制度建设则是关键；五是彻底解决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还需依靠政府融资及政策支持；六是建议银行调整信贷结构，大力扶持健康的非公有制中小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