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与大学文化”的研究课题提出后，研究界产生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但国立青岛/山东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一直是研究的空白。考察现代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通常通过考察教授群体和学生群体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而实现。而30年代的国立青岛/山东大学校园文学成就大部分是由“教授作家”创造的。本论文通过对1930至1937年间国立青岛/山东大学“教授作家”的细化研究，力求阐明“教授作家”、“1930-1937：国立青岛/山东大学”以及与当时文坛之间的关系；揭示出这一“教授作家”现象产生的原因、背景、特征和存在的意义；发掘这些“教授作家”在国立青岛/山东大学时期的文学成就、文学努力的价值，以及这一时期的生活、创作对他们文学选择和人生选择的影响。本论文在写作过程中，力求回到历史现场中去，对原始史料进行挖掘与整理，还其历史本来面貌。并尽可能地在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追求历史叙述的理论深度，对研究对象做出理性化总结。 第一章国立青岛/山东大学：一个自由的文学港湾。国立青岛/山东大学的“教授作家”，不是一个文学创作的群体、社团或流派，没有统一的创作宗旨以及文学主张，也没有前后延续的、固定的发表成果的刊物；他们是先后来到这所大学，彼此之间是各自独立的个体存在；他们在这段时期的文学行动对其一生意义重大。本章重点分析了形成“教授作家”现象的原因及过程：边缘的青岛使国立青岛/山东大学远离政治、文化中心，这种边缘的地理位置和适宜的气候条件是吸引“教授作家”的环境因素；两任“作家校长”开明自由的治学理念等，吸引了思想处于边缘状态的“教授作家”的加盟；学校自由理性的文学观念与文学氛围为自由文学的滋生准备了适宜的土壤，这也是吸引“新月派”等自由人士到来的关键原因。他们在此可以不受某些流行文学元素的影响而自由创作。他们追求文学自由的精神与这所大学的文化精神相契合并互为依托，共同为30年代中国纯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新月”式的自由与学校自由人文精神的契合进一步巩固了自由的文学精神。 第二章闻一多：由诗人向学者转向的完成。本章分析了《奇迹》一诗的产生原因、内涵及美学意义。本章的观点是：闻一多在国立青岛大学完成了从诗人到学者转向的过程。其标志是一系列唐诗研究项目的制订及部分研究成果的陆续发表。接着进一步探讨了“转向”完成的主要原因：具备多种潜质；不能适应环境；对新诗创作状态的不满；对祖国与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等。闻一多的转向代表了30年代一部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选择，他们在无法接受激烈救亡的爱国方式时，只好回到“故纸堆”寻求救国的“药方”。 第三章沈从文：从追忆到现实。沈从文在国立青岛/山东大学的创作进入了30年代的第一个收获期，边缘、自由的国立青岛/山东大学为他提供了创作的机会与条件。沈从文本时期的乡土文学表现出由单纯的乡村记忆到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即历史回忆成分的减少，反映现实生活成分的增加。也就是说本时期沈从文的乡土文学创作中掺入了更多当下的社会情势的内容，如对革命的旁观态度，甚至消解革命崇高意义的书写等。与上海时期毫无节制地炫耀原始生命活力，尖刻地嘲讽都市人性相比，本时期的都市批判变得更加含蓄和哲理化。城市空间的转化在沈从文的创作中起了一个不断推动他超越自我的重要作用。在此，沈从文不仅取得了丰硕的创作成果，而且对诸多现实问题有了有意识的冷静沉思，并且创作心态也有趋于平静的变化。第四章老舍：“走出油滑”。1934年老舍从齐鲁大学来到国立山东大学。在齐大时老舍就已经有了“疏远油滑”的愿望。等写完《铁牛和病鸭》、《黑白李》等小说后，老舍的心态和风格明显变了：“既不想再闹着玩，当然就得好好干了”。所以国立山东大学的老舍陆续写出了《月牙儿》、《断魂枪》、《新时代的旧悲剧》等代表性的“严肃”作品，到1936年《骆驼祥子》的完成，标志着他已经真正“走出油滑”，成为了“带着含泪的笑”的“严肃作家”。所以1934-1936年，老舍在国立山东大学的这两年，正是他创作心态变化的关键时期。这中间有一个过渡环节，即1935年《避暑录话》时期的追求闲适自由。因此本时期老舍创作的心态大致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疏远油滑——闲适自由——严肃思考”。对改造国民性问题的严肃思考，对社会和文化的深刻批判，以及对青岛殖民地文化现象的思考等，意味着“走出油滑”的老舍成了“严肃作家”的代表。 第五章梁实秋：以退为进。梁实秋追求自由、理性、常态的人性化文学理念与激进主义、功利主义的时代氛围不合时宜，受到鲁迅等人的批判。1930年8月，苦闷中的梁实秋离开作为文化中心的上海，来到国立青岛大学。表面看来似乎是“逃避”或“败下阵来”，其实是他重新认识现实，认识自己，重建文学自由话语的积累和准备。梁实秋在国立青岛/山东大学的最大收获是：他所进行的教学、翻译等一系列学术活动，在客观上为其以后的思想主张和文学去向做了准备。经过四年的休整，梁实秋重新认清了社会形势，同时沉淀在内心深处对文学自由的坚守，使他重返文化中心。 第六章洪深：对校园左翼话语的影响。相对于专制文化而言，左翼文学话语与自由文学话语一样属于叛逆话语。与自由主义文学相比，青岛/山东大学的左翼文学一直处于弱势状态。洪深的到来加重了校园左翼话语的砝码。他是为数不多的能与进步学生站在一起的国立山东大学“教授作家”。他的文艺思想、他创作的话剧和电影文学剧本、以及指导学生剧社的演出等诸多努力，对校园左翼话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七章《刁斗》与《避暑录话》。《刁斗》是学生办的刊物，但也发表了不少“教授作家”的文章，本文对其研究的着眼点在于“教授作家”对学生作者的影响。比如，刊物基本继承“五四”启蒙时期“为人生”的思想主题，这与教授们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避暑录话》是《青岛民报》的文艺副刊，发表国立山东大学“教授作家”和其他文化精英的作品，多是随意闲适的小品文和散论等，但《避暑录话》“为了避国民党老爷的炎威”、“发施文艺者的权威”的办刊追求，引起了文坛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