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快速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固定资产投资,营建环境规模迅速扩大,引发了社会各界关于“营建环境”扩张风险的讨论。哈维在论述“资本三级循环”理论时指出,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代表的“营建环境”(即次级循环)会在生产性部门(即初级循环)增长乏力的时候出现过度积累,并可能引发宏观金融风险。关于营建环境规模、结构及其潜在风险的讨论大多从供需关系方面展开研究,以政治经济学框架展开的分析中定性分析较多,定量分析较少。本文着力于以哈维的“资本三级循环”理论为视角,对这一命题进行量化分析,对中国营建环境领域的过度积累风险进行实证检验。本文以2002年至2017年间我国31个省级区域的经济数据为样本,在现状分析的基础上,首先对初级循环过度积累导致资本大量流入次级循环这一命题进行检验。结论显示,我国初级循环与次级循环规模呈现同方向变动,哈维指出的资本溢出条件在我国并未成立,这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经济有着本质的不同。但从增速上看,次级循环增速增长时,其增长幅度高于初级循环增速;次级循环增速下降时,其降低幅度低于初级循环增速,进而使次级循环比例上升。这说明从结构这个相对意义上讲,我国可能存在哈维所言的潜在风险。在此基础上,本文使用OLS、固定效应模型对经济增长与国家和金融机构对次级循环与初级循环的结构(结构指数)间的关系进行检验。结论显示,次级循环相对与初级循环规模的扩大对经济增长有负向影响,国家和金融机构力量对结构指数的增长有促进作用。本文利用门槛效应模型对次级循环规模和相对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做进一步检验,结论显示我国营建环境在总量上仍有不足,但在相对初级循环的规模上已经出现了过剩,这是由于营建环境的有效供给不足和生产性部门增长乏力两方面原因造成的。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我国虽然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但在营建环境领域也出现了类似哈维所描述的现象,哈维关于资本过度积累风险的论述对于我国防范和化解结构性风险,避免经济波动有着重要意义。我国应进一步加强对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建设的调控,从实体经济发展、营建环境建设以及金融改革三个方面保障经济平稳运行。